美国监护权与中国抚养权之比较
从法律实施效果上说，中国法律规定更贴切中国国情，美国法律也已经在美国人中形成观念，都没有对错，适合自己的，才是正确的。但在跨国婚姻收养中，一旦子女抚养问题纠结于二国家或二国人，事情就没有那么简单，必然变得复杂，需要当事人倾听律师意见，不要凭自己的意识或感觉行事，否则，像熊晶一样行使母爱，却被视为犯罪，真的是得不偿失了！
一、由让国人不可思议的“二级监护权罪”开始
美籍华人熊晶与美国人凯利结婚并育有一子毛毛，之后，由于丈夫嫖妓及家庭暴力，不堪忍受的熊晶报警求助。美国警察和儿童局的人员几乎同时进入家门，凯利被警察带走，也是与此几时，儿童局的人以毛毛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为由，将儿子安置到儿童局认可的寄养家庭。之后，法官裁判毛毛的临时监护权给予了丈夫凯利的妹妹希勒。
由于思儿心切，加之每次探望毛毛路途遥远，且毛毛没有受到体贴的照顾，熊晶在几个月后的一次探视中，和毛毛一起，乘坐肯尼迪机场的飞机回到中国。18个月后，熊晶携子由加拿大温哥华机场入境时，被联合通缉的加拿大警方控制，后押回美国，被美国检方以“一级违反监护权罪”起诉，后经陪审团陪审，熊晶“二级违反监护权罪”最终成立[1]。
该案判决后，在美国的华人圈子里引起喧然大波，很多中国人都不理解，为什么母亲将自己的儿子带走，还要触犯刑律、还要坐牢；而在中国，父母一方单方“抢”走孩子的案例屡见不鲜，即使报警，警署也只能摇摇头，建议另一方向法院起诉离婚解决孩子抚养权问题，最多不过做一个接警记录。
同样的一件事情，处理后果为何大相径庭？归根截底，是二国的法律制度迥异。
二、中国与美国抚养监护法律的不同规定
1、中国的法律规定
中国《婚姻法》对于抚养权的规定体现在第21条及37条，是以“抚养权”为核心概念的。《婚姻法》第21条规定：第二十一条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
《婚姻法》第37条规定：第三十七条离婚后，一方抚养的子女，另一方应负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或全部，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
除了法律之外，最高人民法院的婚姻法相关司法解释或各地高级法院的司法解答中，对于子女抚养纠纷处理，均已“抚养权”为核心内容。
而对于“监护权”这一概念，在中国婚姻家庭相关法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四十九条有明确的概念规定，即“父母双方对未成年子女享有平等的监护权。”
而对于“监护”这一概念，主要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该法第16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但该法并未明确“监护权”一词。
2、美国的法律规定
与中国法律不同，美国各州法律通常把对子女的监护权分为三种情形：
(1）一方监护；
（2）他方监护；
（3）共同监护。
不过，与中国法律相比，美国法律在近几十年的发展变化中，逐渐树立了以“对子女权益最大保障”为最终监护权归属的原则，这一点，与目前中国“对子女成长最为有利”异曲同工。目前，美国对于子女监护权益法律保护主要有：
（1）1968年美国州法律全国委员会颁布的《统一子女监护管辖法》（The Uniform Child Custody Jurisdiction Act）；
（2）1980年《防止父母绑架法案》(The Parental Kidnapping Prevention Act)
结合本文提及的案例，熊晶不是自己儿子毛毛的监护人，但毛毛的监护权被法官临时指定由其丈夫的妹妹希勒行使的情况下，“绑架”毛毛出境的行为，在美国即被认定为“犯罪行为”。
（3）1988年《国际拐骗儿童民事制裁海牙公约》（The Hague Convention on the Civil Aspect of International Child Abduction）
加拿大也是该条约的缔结国，因此，可以采用联动机制，在温哥华机场将熊晶控制并引渡至美国受审。目前，我国并没有加入该《海牙公约》，但我国香港地区，也加入了该条约。
3、中美法律中关于对于子女抚养监护的比较
（1）称谓不同
以《婚姻法》为代表的中国法律，将离婚后对子女的权益义务统称为“抚养权”，而在中国，“监护权”的用途和范围较抚养权更广，将对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的人身、财产权益保护，纳入到了监护权的行列，而对于未成年子女，单用“抚养权”一词。
以《美国统一结婚离婚法》为代表的美国判例法或成文制订法，将“监护权”定义为父母对子女人身、财产安全保护的权利或义务。
（2）种类不同
中国“抚养权”归属父母一方，是否另一方只享有“探视权”而不再享有“抚养权”目前尚处模糊地带；而美国“监护权”则已明确细分为有单独的监护权、共同的监护权和他人监护三种。
（3）行权不同
很多监护权的行使，在父母不能同时出席的情况下，需要出席一方有单独的监护权（Sole Custody），这与共同监护权相对（Joint Custody）。
三、由于法律概念迥异引发的实践争议
在中国离婚有两种途径，即可以通过诉讼离婚、也可以通过民政局协议离婚。因此，证明离婚的法律文件，除了法院的判决/调解书，还民政部分的离婚证。不过，离婚证上本身不写有离婚后财产及子女抚养的相关协议约定，还需要结合《离婚协议》的内容。而对于《离婚协议》，目前各地民政局认定方式不一，有的在离婚协议上敲章确认，有的则只是工作人员签名、甚至只有当事人的签名或手印。更何况，离婚协议内容可能在日后更改，抚养权归属可能会发生变更，使得协议内容处于不确定状态或难以确定状态。
而就美国法律来看，很多州要求解决子女抚养争议的管辖连结点，是子女住所地或家庭住所地，如果子女或家庭住所地不在该州，该州法院则可能以没有“管辖连结点”为由不予立案解决子女监护权争议；而中国法律对于子女“抚养权”的用词，往往又不能得到美国政府的认可。因此，如果在中国境内办理离婚协议，协议内容应引用“监护权”这一美国法律概念更为稳妥一些，则少在日后确认“监护权”、“抚养权”的同一含义上，更有法律依据和说服力。
可见，在目前中国法律体制与美国法律体制大相径庭的情况下，当事人在办理涉美离婚协议或子女抚养权归属时，应考虑二国法律观念和法律术语的不同。一件在国人眼里很正常的事件（比如熊晶抱孩子回国），在美国竟然是违法犯罪行为；而在中国人习惯称谓的“抚养权”，竟可以让美国政府不知何意，与他们眼里的
“监护权”不知有怎样的联系与区别。
整体看来，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思想影响下，未成年子女在更多的时候法律地位相对不够独立，被父母视为自己的宝贝或附属；而在美国的法律体制下，未成年子女的法律独立性更能得到深一步的重视，比如，父母打骂子女、空关子女、甚至不在自驾车上为子女安装儿童座椅都是违法行为，这在中国也是不可思议的。从法律实施效果上说，中国法律规定更贴切中国国情，美国法律也经在美国人中形成观念，都没有对错，适合自己的，才是正确的。但在跨国婚姻收养中，一旦子女抚养问题纠结于二国家或二国人，事情就没有那么简单，必然变得复杂，需要当事人倾听律师意见，不要凭自己的意识或感觉行事，否则，像熊晶一样行使母爱，却被视为犯罪，真的是得不偿失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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