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法规

2015年1月23日  人民法院报  姬广勇

电影《博比成长记》宣传海报。

    美国电影《博比成长记》关注的是乌克兰年轻母亲奥利弗与她十岁的儿子博比在美国的遭际。奥利弗因行骗而入狱，失去对儿子的监护权，将儿子交给了一对夫妇抚养，这对夫妇获得对她儿子的法定监护权。奥利弗要想重新获得对儿子的监护权，必须让法官相信她已经改过自新。在此境遇下，奥利弗毅然拒绝继续行骗，并揭发和挽救了她的同伙，在亲情的呼唤中期待与儿子的重聚。

    看完此片后，除了对奥利弗为了重获监护权的努力而感动之外，更感叹美国完善的未成年人监护权制度，确实值得我们借鉴。

    片中那名女警官的分析入情入理，责问奥利弗：“你想让你儿子成为什么样的人？”并统计出“生长在父母犯罪家庭里孩子的犯罪率是一般家庭的7倍”。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奥利弗是诈骗的惯犯，长期耳濡目染，她儿子已经学会说谎、搞恶作剧、偷窃和报假警。

    观众都能感到，即使她们母子情深，但奥利弗对儿子的监护是不正当的，因为不利于儿子的健康成长。所以，奥利弗的邻居走出来报警，送奥利弗进监狱是可以理解的。再看看其他事例：美国流行歌王迈克尔·杰克逊去世后，他孩子的监护权落到了祖母的头上，但是因为一次祖母到了外地，数天没有与这3名孩子通话，法院就裁决剥夺祖母的监护权了。

    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在西方较为发达，而在我国相对滞后，我想这与传统的思想文化有关。在古代，中国与西方在家庭结构上虽有相似之处，但发展却大相径庭。在罗马，家父权不断遭到限制，最终缩小在一个极其狭小的范围之内。与之对应的，是孩子地位的改善，直至有愈来愈多“个人”的出现。

    梁治平先生曾比较过《十二铜表法》和《清·刑律·斗殴》，前者规定：“家长如三次出卖其子的，该子即脱离家长权而获得解放。”后者规定：“父母控子，即照所控办理，不必审讯。”前者表明了对父权的限制，后者肯定父权的绝对权威。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遗体。”《孝经》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孝之始也。”

    在古代“孝的宗教”里，子女没有身体的自由，也无独立之人格，完全受父母的支配，因此，父母对子女便谈不上“监护”，只是“管教”而已，至于管教是否适当，我想官府是不会过问的，而邻人对于别人的家事就更不会插手了。

    因此，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家里的事，外面人不能管，传统社会不把儿童当成一个有独立意志、独立人格的个体看，就像把小孩看做自己的财产，父母有无限的处置权利。并且这种思想至今残留，左右不少家长的思想，现今我们仍可以看到：强制乞讨的儿童、四处流浪的孩子、伤痕累累的孩子、被虐待致残或致死的孩子等等。这些现象背后往往是父母虐待、遗弃、疏于管教或不履行监护职责的影子。面对这些未成年人的遭遇，想要剥夺这些不适格父母的监护权，是很难的。

    国家的责任

    法律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般都遵循着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原则。即使对血缘关系上的父子、母子，因为监护本身是一个法律关系，所以也要遵循这样的原则。当父母不履行监护义务或者侵害儿女的权利时，为了个体的自由健康发展，打破原有的关系便成为可能。现代法治社会，就是致力于这个观念：儿童也是有权利的，也有独立意志。为了践行法治精神，划定监护人行为的边界，那就必须由公权力参与进来，在必须干涉的时候毫不犹豫地干涉。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已经生效，根据权威解读，性侵害、出卖未成年人等七种严重情形可以撤销监护人资格，规定了民政部门等众多单位和个人可以作为提出撤销起诉的主体，规定了人身保护权裁定和判后安置制度，旨在未成年人得到妥善监护照料，还规定了恢复监护权资格制度，对确有悔改表现并且适宜担任监护人的，可以恢复其监护资格。可以说，新的意见充分吸收了西方先进的监护权制度，重新唤醒了民法通则、未成年人保护法沉睡的法律规定。近期，有的法院已经开始受理撤销监护权资格的案件。

    让未成年人在正当的监护下成长，不再只是一种呼声。相信有了国家的责任、社会的关爱和司法机关的作为，未成年人可以更加健康地成长。

    （作者单位：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