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纠纷

作者：文/本刊记者 白俊霞 来源：《中国妇女 法律帮助》

 

       2010年12月15日，香港立法会通过了《婚姻法律程序与财产修订条例》，并在今年3月正式实施。修订条例中规定，只要夫妻双方中有任何一方在香港居住，即使在别的地方离婚，只要双方都还没有再婚，生活困难的一方可以向香港法院申请“经济济助令”，要求另一方给予经济上的救济和帮助。

       这次修改对于许多和香港人结婚的内地女性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即使内地法院已经做出离婚判决，她们也可以去香港申请前夫在经济上的帮助，甚至有可能分到前夫在香港一半的产业。香港法律的这一次修订，也让一场历时四年、涉及财产高达8亿的离婚官司峰回路转。

一场婚姻，两地打官司

       1992年，是深圳人杨军成家立业的一年，他和当地女孩马琳登记结婚。这一年，他还辞去了在深圳无线电管理委员会的工作，创建了自己的润迅移动通讯服务有限公司。第二年，马琳生下了第一个儿子。

       杨军的公司也从传呼服务起家，迅速成为南方传呼服务行业的知名企业，最鼎盛的时候，一年有20亿元的收入。1997年，杨军通过和境外公司的合作运营，使润迅通讯国际有限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其间，杨军带着妻儿移居香港，取得了香港的居住权。

       2000年，杨军的第二个儿子出生了。这年的3月21日，杨军宣布润迅公司经过战略转型，通过和多家公司合作，成为一家提供网络建设和增值服务的综合性通讯集团。2004年4月，杨军辞去集团副主席的职务，但仍然拥有集团的大量股份。

       杨军夫妇在香港和深圳都有住所，从2003年开始，杨军越来越多地忙于内地的工作，就长期在深圳居住，马琳独自在香港照看两个儿子。随着分居时间的增多，杨军和马琳的感情也起了变化。2006年5月，马琳向香港家事法院起诉，要求和杨军离婚。

       杨军作为上市公司润迅集团的创始人之一，如何确定股份归属和收益是离婚官司的焦点。然而，2006年9月，润迅集团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发布公告，在公告中称“杨军先生及马琳女士并非董事、本集团之高级管理层及雇员。”似乎要极力和杨军夫妇划清界限。同年10月，杨军也来到深圳的法院，要求和马琳离婚。

       同一对夫妻要离婚，既然已经在香港打官司了，还需要在深圳打官司吗？夫妻俩的主要财产是股份，公司是在香港上市，当然是在香港离婚分财产方便。更何况香港已经立案了，深圳的法院没必有再受理。马琳向深圳的法院提出异议，认为深圳无权管辖这个案件。

       几个月后，马琳的异议被法院驳回。深圳的法院认为，香港是司法自治的特别行政区，在管辖的问题上，香港和内地相当于境外和境内的关系，只要还没   有判决结果就不存在冲突，更何况杨军长期在深圳居住，他向深圳法院提出离婚要求，法院当然可以受理。

       于是，杨军和马琳的离婚案，就在香港和深圳同时进行审理。

 

纠缠四年，三度变结果

       按照内地对诉讼时间的规定，审理离婚官司最长不能超过一年。2007年11月，深圳市中级法院就做出终审判决，杨军和马琳离婚，由杨军抚养两个孩子，杨军和马琳平分价值共计3200万元的财产。尽管马琳在打官司的过程中，多次提出杨军通过赠送股份、房产等方式转移财产，但苦于没有收集到充分的证据，她的意见没有获得法院支持。

       虽然马琳先在香港起诉离婚，但经过近两年的时间，直到2008年5月，香港家事法庭才做出判决。两个孩子仍然归杨军抚养，但财产分割却和深圳的结果有了天壤之别：杨军要和马琳平分价值近8亿元的财产。对于马琳来说，这是他们夫妻白手起家获得的财产，她理应拥有其中的一半。

       杨军显然不能接受这个结果，很快就向香港的上诉法庭提交了反对意见，要求香港认可深圳做出的离婚判决。面对不一样的结果，到底是支持香港家事法庭，还是认可深圳的判决呢？在香港上诉法庭内部，也产生了极大的争议。

       香港上诉法庭的法官郭美超认为，杨军提起上诉是为了“操纵诉讼”，选择有利自己的深圳法院判决，阻止妻子公平地获得财产，为了维护妻子的利益，应当裁定杨军败诉。但另外两名法官张泽佑和施钧年却指出，香港的《婚姻诉讼条例》中规定，香港法院承认其他地区先做出的离婚判决，虽然深圳立案在后，但判决结果确实比香港早半年，香港应当承认。

       按照香港的审判规则，上诉法庭的法官在处理上诉案件时通过投票来表决。2009年6月，三名法官以2比1做出裁定，支持了杨军的要求，推翻了香港家事法庭的判决，承认深圳市中级法院的结果。

       香港实行的是三审终审制，经过了家事法庭和上诉法庭的审理，马琳向香港终审法院提出终级上诉。一直到2010年12月14日，香港终审法院的五位大法官以3比2驳回了马琳的上诉，给这起历时四年多的离婚案，划上了句号。

       然而，这并不是最终的结局。香港上诉法庭推翻家事法庭判决的同时，就指出认可其他地区先做出的离婚判决，有时会造成严重的不公平，呼吁香港立法会修改婚姻条例。在马琳和杨军为了分多少财产而打官司时，香港婚姻条例的修改也在逐步推进。

       12月15日，也就是香港终审法院公布马琳和杨军的离婚案结果的第二天，立法会就通过了《婚姻法律程序与财产修订条例》，马琳能依据这个条例，在香港申请经济济助令，要求按香港的法律获得离婚时应得的财产。也就是说，她和杨军要分割的财产，有可能从3200万元再变回8亿元。

 

法律有差异，打官司要趁早

       因为法律的不同，内地和香港的判决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差异。那么，内地人和香港人离婚时，如何更好地保障自己的权利呢？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香港叶永青&稀莲达律师行的合伙人叶永青律师，她是国际家事法律互助协会的成员，经常处理跨国、跨境婚姻案件。

问：对于经济上处于弱势的女性来说，涉及香港的离婚在哪里打官司比较好？

答：处理离婚案时，香港和内地分割财产的基本原则不一样。对于在经济上处于弱势的女性来说，涉及香港的离婚案最好在香港打官司，能更好地保障女性的权利。

       内地的法律以结婚为界限，区分个人财产和夫妻共同财产，离婚时只能分割结婚后取得的财产。而在香港，除非结婚的时间很短，才会区分夫妻的个人财产，否则的话，离婚时分割的是两个人名下的所有财产，不管婚前还是婚后取得，也不管各自贡献的多少，分割的基本原则是在一人一半的基础上给予恰当的“膳养费”。

       这个膳养费和内地的赡养费在文字上不同，含义也不一样，是指保持日常生活需要的费用。多少膳养费算恰当，要看双方的年龄，日常家庭生活的开销，还有今后生活的需要等，目的是为了保证离婚后，在经济上处于弱势的一方仍然能保持原有的生活水平。因此，如果没有婚前约定，丈夫越有钱，赚钱能力越强，结婚后让妻子过的生活越好，离婚后支付给妻子的膳养费就越多。

问：如果在香港打官司，会不会遇到取证困难的问题？

答：以马琳和杨军的离婚案为例，深圳法院分割的财产只有3200万元，香港法院却算出来8亿元，正是因为在取证阶段，内地和香港适用的方法不同。内地的方法是谁主张谁取证，而香港则是一方主张后另一方进行反驳。相比较而言，在香港打官司的取证难度更小。

       在深圳法院的离婚案是由杨军提出的，一般情况下，他要求分割多少财产法院就分割多少，不会主动追加。如果马琳认为两人的财产不止这些，杨军有转移财产的行为，就需要提出证据来证明，法院不会主动查证。香港法院在处理离婚案件时，不管是谁提出离婚要求，夫妻双方都需要填写“经济状况陈述书”，申报个人名下的全部财产。如果一方对另一方的陈述不满意，不用提交证据，可以直接要求对方补充。涉及到公司、股票等复杂经济情况时，法院还会主动查证，聘请会计师进行评估。

       有人可能会问，要是虚假陈述，或者转移财产怎么办？虚假陈述的后果很严重，一旦被法庭发现，面临的是刑事处罚。涉嫌转移财产的一方需要证明自己没有转移财产，如果不能证明或者无法自圆其说，法院就会倒推回三年前，以当时个人拥有的财产为准进行分割。也就是说，马琳只需要提出质疑让杨军“自证清白”，杨军的解释不能被法庭接受时，就以杨军2003年的个人财产为基础进行分割。马琳2006年提出离婚，倒推三年是2003年，杨军作为一家上市公司的创始人，当时还担任副主席的职位，有8亿元的财产不足为奇。

问：什么人有资格申请经济济助令，内地人和香港人离婚时如何更好地保障权利？

答：申请经济济助令的前提是，在香港以外的地方离婚，对财产的分割导致一方生活困难，申请时双方都没有再婚。婚姻中的任何一方是香港人、在香港居住或者和香港有密切关系，所谓密切关系包括在香港有房产、在香港工作等，生活困难的一方就有资格向香港法院提出经济济助令。

       经济济助令是事后的保障机制，提出申请并不意味着一定能获得法院支持。与其事后补救，不如在决定离婚时就做好选择。内地人和香港人离婚时，不妨先咨询律师，哪边的法律对自己更有利，确定后就尽早在内地或香港提出起诉。虽然也存在内地和香港同时审判的特殊案件，但一般情况下，律师都会争取到管辖权，在哪里先打官司就在哪里进行审理，从而用有利于自己的法律保障权利。

（感谢岳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杨晓林对本文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