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纠纷

□ 杰·福尔伯格 原文 江和平 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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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密原则要求家庭冲突远离公众视线，因为公众的关注会使当事人的立场更加坚定，使和解更加困难。对于交战的家庭各方，调解显然具有许多优点，比如可以化解分歧，恢复关系。而诉讼能提供的对策十分有限，因为在法律层面处理家庭纠纷，会限制当事人提出或接受有创意的方案，故诉讼很少能消除分歧或增进理解。

 

  下面以我参与调解的三个家庭财产争议为例，这些争议如果未得到妥善解决，当事人将会面临较高的风险和不能挽回的后果。

 

  家庭房产分割

 

  山姆和西德是兄弟俩，在硅谷从事房地产生意。当他们年老时，山姆想保守管理这些升值的财产并且顺利地传给他的下一代，西德则想利用这些财产在充满生机的市场上创造更大的价值，取得新的发展。于是，西德单方面以他所占的财产份额作抵押进行贷款，这一行为对山姆想保持生意稳定和资金安全的愿望构成威胁。山姆认为西德背信弃义，西德则认为山姆因循守旧。

 

  山姆提起诉讼要求分割财产，双方的律师建议将此纠纷提交给我组织调解。在调解中，我反复问“为什么”。为什么西德感到有必要抵押他的那部分份额财产，而山姆认为这是一种背叛。兄弟俩倾听完对方的陈述后，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对方的想法。最后双方同意，由山姆将财产均额等值分为两部分，由西德选择其中的一部分。这个方案有些类似于父母让一个孩子切苹果，让另一个孩子选择一半的经典处理方式。简单的分配技巧解决了问题，而且由于他们在交易时间上的合作，他们可以获得税率奖励。兄弟俩的需求和利益是不同的，但他们都能积极参与协商，并且以一种双方都接受的方式获得了财产的平等份额。山姆相当自豪创造了分割方案，既为一部分财产提供了更多发展潜力，又为另一部分财产提供了更加可靠的租金收益。兄弟俩都获得了他们最重视的价值。

 

  这个案例实际上反映西德想摆脱山姆控制的愿望，以此证明他的能力。西德强烈地需要扩大他的财产，为他不断扩大的家庭提供保障。山姆则能够承认兄弟俩的需求是不同的，并且在分割财产时采取了积极行动。这个结果和过程也让山姆和西德的孩子将他们父辈的争议搁置一边，发展良好的家庭关系。

 

  如果进行诉讼，下一辈将卷入纠纷中，他们的关系会加重父辈的负担，他们将来的遗产也将减少。兄弟俩都能追求对他们的家庭最重要的需求，律师也可以从满意的客户那里获益，期望为家庭的下一代继续提供法律服务。无论从哪方面来看，和解都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

 

  家庭关系巩固

 

  凯西通过改良搅拌设备，取得了可携式搅拌机专利，成立了生产搅拌机的公司。这家公司取得了成功并不断发展壮大，由家庭成员包括凯西的四个孩子、弟弟西恩、妹妹帕蒂及三个侄子共同持股。凯西去世后，公司由具有丰富管理经验的西恩担任首席执行官，家庭的其他成员担任公司的董事会成员。

 

  在公司的管理中，凯西的子女作为一方，西恩、帕蒂和他们的子女作为另一方，一直存在对立情绪。当公司被收购的提议在董事会上仅以一票之差被否决时，凯西的子女对此非常失望，认为西恩抵制的原因是想保住首席执行官的职位和公司的特权。马蒂在公司会议上明确表达了对于管理的不满，并控告西恩管理不善和贪赃。为此，凯西的四个子女在联邦法院提起了少数股东诉讼，西恩则提起反诉，控告马蒂的行为构成诽谤。

 

  在调解期间，马蒂和西恩之间情绪对抗激烈。马蒂猛烈抨击西恩的管理不善和错失良机，其他人则表明这场家庭的纠争将使凯西在九泉之下不得安宁。在与当事人与各方代理人共同协商后，我在征得他们的同意后与持股人分别私下进行交流。在与马蒂的单独交流中，马蒂吐露在他去学校学习工程学之前，他想领导他父亲的公司。西恩在和我单独交流时表示，他的哥哥凯西对于他的孩子在管理公司方面有些担忧，因为他们对公司的兴趣不大，各自有其他的人生目标。西恩和他哥哥凯西一样，希望公司由家族控股经营，以保持家族的声誉和财富。进一步的讨论表明，凯西的子女之间也存在分歧，两个子女希望继续持股，另外两个想转让股份。

 

  经过多轮磋商，最终各方达成协议，同意公司的价值由专家评估决定，双方就选择评估顾问、替补性评估员及时间安排达成一致。如果两个以上的股东反对第一次的评估结果，替补性评估员将作一份独立的评估，然后综合两份评估结果，确定公司价值。以评估价值为基础，确定一份股份的价值。公司可以购回任何一个股东希望售出的股份，各方撤回诉讼。凯西的大儿子马蒂和凯西的妹妹帕蒂共同起草公司的发展历史，并将这份介绍公布在公司的网站上。

 

  和平取得上风，这个案件再一次证明调解格言：如果你不能以纠纷现有的层面解决纠纷，你应了解潜伏在纠纷下的利益，并且帮助创造一个满足潜在利益的方案。

 

  家庭子女抚养

 

  托尼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葡萄酒经纪人，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这个家庭没有宗教信仰，但托尼正在对一个宗教组织感兴趣，并投入越来越多的时间参与宗教活动，向宗教组织捐助了几笔数额不菲的款项。托尼的妻子玛尼亚是一个公共学校的教师，非常担心丈夫放弃业务而投身于宗教事业。她也担心两个子女卷入宗教组织的活动，受到宗教理念的灌输。

 

  玛尼亚提起了离婚诉讼并且获得禁止托尼转移财产和探视子女的暂时限制令。托尼被玛尼亚的不信任和限制令惹火了，因为限制令不仅妨碍了他与子女的关系，而且妨碍了对公司的资金管理。托尼和玛尼亚不再交谈，双方在代理律师的推荐下参加调解。

 

  在调解中，托尼向玛尼亚保证他没有向宗教组织捐助公司全部财产的意图，也无意向子女灌输宗教理念。但他希望他们了解他的信仰，维持现有的生活。玛尼亚表示她对于有些宗教组织的价值观和行为感到担忧。在双方进一步讨论后，玛尼亚同意参观这个宗教机构，了解那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这次参观消除了她的担心并增进了与托尼的沟通。

 

  双方对婚姻财产的分割达成一致，由托尼取得葡萄酒生意的全部权利，玛尼亚取得家庭财产和其他财产的所有权，总体上，各人占有婚姻财产的一半。对于子女的抚养费，双方同意为子女建立不可撤销的信托，确保子女顺利完成大学教育。对于子女的抚养权，双方同意子女由玛尼亚抚养，托尼每隔一周探视一次，每周可与子女呆一个晚上。这个计划在子女满16周岁时终止，由子女自己选择宗教信仰。

 

  这个案件阐明了在解决纠纷中，引导当事人讲出他们心中的想法和担忧的重要性。在认识到玛尼亚最大的担忧后，托尼能够接受一个财产和抚养方案，帮助玛尼亚消除担忧，从而让他扮演好父亲的角色。因为调解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只有对方得到他想得到和需要的东西，另一方才能得到他想得到和需要的东西。调解的任务是帮助解决对方的问题，同时解决一方自己的问题。

 

  结论

 

  上面三个案例阐明了家庭财产争议，不管是以商业冲突、财产分割的方式出现，还是以离婚的方式出现，都是情和法的问题。如何权衡情感和家庭的影响，平衡权利和义务的关系，这对我们提出了挑战。

 

  法律判决或法律强制令可能解决不了潜在的家庭冲突，不能做到案结事了。解决纠纷的愿望根植于维持家庭关系的愿望里，在多数家庭经济纠纷中，希望通过法律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从而胜诉，同时又希望在家庭里维护和平，这是难以同时实现的。调解员的角色是帮助和平的想法占上风。

 

  在家庭财产争议中，与通过法律程序强加各方一个决定相比，当事人很大程度上可以在调解员的帮助下达成一个满意的结果。谴责和动怒只能产生新的谴责和动怒，在调解中，谴责和动怒可以通过理解和双方确定一个解决纠纷的程序得以减少。调解被证实可以避免诉讼对家庭经济纠纷产生的长期不利影响。

 

  （杰·福尔伯格Jay Folberg系旧金山大学法学院的前任院长和退休教授，是《律师和调解员的角色》一书的作者之一，也是许多ADR丛书的作者，现担任詹姆斯纠纷解决中心的调解员和仲裁员，同时是该中心的负责人。）

 

  （译者单位：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