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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5-24 浙江法制报 《中国青年报》李丽 梅亦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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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山东召开《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改座谈会。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草案在“精神慰藉”一章中规定“，家庭成员不得在精神上忽视、孤立老年人”，特别强调“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赡养人，要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人”。 

　　反对者认为，将不具操作性的道德义务入法，大大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性。也有人表示，伦理道德的要求无关法律效力，也无损法律的权威性，而更多体现了法律的指引、教育作用。

　　可操作性不等同于可诉性

　　山东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于向阳说，修正案较以往有了很大的进步，更符合现在社会发展的需求，它对老年人权益保障的范围、标准及相关部门的责任，也作了更细致的规定。但他也认为，对于义务性的规定，应有明确的法律责任与之对应，要尽可能地细化条文，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 

　　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肖金明认为，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法律的可操作性不能完全等同于可诉性。

　　“能否依据‘常回家看看’这样的条款进行诉讼，可以讨论。”他说，实际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的很多政策性责任条款，都难以成为诉讼的依据，但它们可以成为评判是非、行政问责、调处家庭纠纷的重要原则。 

　　肖金明说，《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具有责任法特征“，责任法更多的意蕴不是违法责任追究，而是积极责任的法律宣示，或者说法律明确规定政府、社会的政策性责任”。 

　　一般而言，在体现鲜明制裁性质的法律中，那些不具有可强制执行性的道德要求，不应直接纳入其中。“但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这类具有鲜明社会法属性的法律中，加入子女‘常回家看看’之类的伦理道德要求，无损法律的权威性，更多体现了法律的指引、教育作用。” 

　　他认为，《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的政策性责任而非法律性义务，构成了这部法律的基石。

　　优待措施要不要全国统一

　　在1996年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规定60岁以上的人是老年人。 

　　“这个关于老年人的定义过于简单。”肖金明认为，这样的定义既无实质性的意义，也不具有工具意义。 

　　据了解，现行法律规定中关于老年人的年龄界定，是依照国际惯例。发达国家一般规定为65岁，发展中国家一般规定为60岁。但在社会快速发展的15年后，这一年龄有调整的必要。 

　　肖金明建议，老年人的境况具有多样性，可否区分老年人和高龄老年人，不同年龄段的老年人享有不同的老年福利。比如，80岁以上的老年人享有免费体检，百岁老年人享有长寿补贴等。 

　　“由于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各地方在福利供给模式、福利供给标准及供给方式等方面会存在特定的差异。”他说，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时，哪些事项需要统合，哪些事项可由地方自主规定，其中的界限需要慎重加以划定。比如，社会保障是否全国统一水平，社会优待的范围和标准是否全国一致，社会照料模式是否全国统一等。

　　光靠法律不够，要给政策留空间

　　肖金明认为，法律与政策的一体化将成为《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重要特征。这部法律不但本身包含着大量的政策性规定，而且该法的实施也需要相关政策的推动和辅助。 

　　“有关老年人权益保障的很多制度措施，都是通过政策来体现的。”他说，但是，政策的多变性同时也意味着其稳定性和程序性的缺失，在涉及老年人优待、老年服务产业发展等领域，这个问题尤其突出。 

　　他建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时，应将各地已经运用成熟的老年人优待政策适时、适量地进行法律化，使其更具有可操作性和权威性。 

　　“包括老年人权益保障在内的老年人事业，仅靠法律是不够的，遵循社会法规律，为政策留出足够的空间，是有效保障老年人权益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