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的性别特征及其对女性的隐性歧视
2014年12月18日
中国妇女报 列斐伏尔
现代法国思想大师列斐伏尔以独特的视角分析了空间的性别特征及其对女性的隐性歧视。我们由此看到了空间不论在物理功能还是抽象的象征意义上对女性的异化状态,意识到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空间组织中女性地位和权利的缺失。为此女性应该借助知识和行动的结合来改变男性对空间的主导,从而改变女性在空间组织中的边缘化态势,争取女性在空间组织方面的权益。
■ 郭彩霞
现代法国思想大师、“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之父”列斐伏尔以独特的视角分析了空间的性别特征及其对女性的隐性歧视,眼光犀利,视角独特,对女性意识到自己的被“边缘化”的地位,争取自身解放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
公共空间隐藏着对女性的歧视
空间存在不仅仅在于其物理意义上,还有更深的象征意义。列斐伏尔认为,空间并不是中立的,而是具有性别特征的,空间建构和再现的性别关系蕴含一种隐匿性歧视。从空间组织来看,一些人成为空间组织的占有者和控制者,一些人则成为空间组织的被剥夺者或被边缘化者。空间体现的需要和要求是以男性为中心和为主导的,女性在空间中所体现的地位和其他方面一样,始终处于空间的组织、规划和建构的边缘状态。在空间的设计、使用方式和形式等各方面,女性都处于次要地位,屈就于男性主宰的空间。女性(不论作为妻子还是女儿)在空间的流转中,往往听从和服从男性(作为父亲、丈夫或儿子)的号令,独自承受着由于迁徙异地而带来的不安和不确定等不适心理。
女性在空间组织地位的忽略和边缘化体现在公共空间和家庭空间两个方面。公共空间更多的体现男性的要求和需要,其男性化特征明显,这不仅忽略了女性的要求,而且对女性来说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在英国,直到19世纪,女性一直被视为“不完全的人”,心智上像儿童一样不成熟,依附性很强。所以,在当时的社会里,公共空间是男性主宰的空间,女性应该远离危险,远离公共领域。在西方,从古希腊起,女性就被打入了另类,所以,西方逐渐形成了一种男女领域分离的观念。在19世纪的咖啡厅里,都是佩戴假发、衣着华丽的男人,说明当时的咖啡厅是仅有男性参与的公共空间。而且,19世纪50年代起在英国等地兴起的体育运动也是男性的公共空间活动,不论是运动员还是观众,都是清一色的男性。总之,通过领域分离,女性几乎完全被排斥在公共空间之外。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限制女性出入公共场合的封建礼节,也把女人和公共空间隔离开来。
家庭空间也是女性受男权压抑的场所
家庭空间也是女性受到男权压抑的私密场所。家庭空间、住宅空间的大小大多以男性的需求为标准,如气派宽敞的大客厅与狭小的厨房形成鲜明对比。一个家庭的书房也几乎被家里的男性所把持着,男性似乎是饱含学识、富有理性的象征,而女性一般只能一边看肥皂剧一边做家务,似乎只是琐碎、非理性和易感情用事的象征。家的空间对男性而言是休息和休闲的场所,住宅规划也大多体现了男性的意志,并以男性的需求为中心,从而忽略了女性的权利。
对于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女性而言,住宅也是工作场所,是在外工作场所的延续。而男性回家是为了休息和休闲的,在传统观念里,家务劳动几乎与男性不沾边,男性也许偶尔会做一下家务,但仅仅是偶尔而已。列斐伏尔指出,女性事实上常常处于父权制、男尊女卑的婚姻关系中,因为,在婚姻关系中,女性常常处于一种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规范的控制之下,为了维持所谓的男强女弱的“和谐婚姻”,女性不得不忍受不快和控制,承受日常生活带来的种种负担和压力。
在家的空间里,女性也不得不接受着男权对空间的决定、支配和安排,根本谈不上对空间的任何掌控和话语权。女性要扮演好为人妻、为人母的社会角色,满足社会期望,就不得不放弃主体的需求,牺牲自己想要的空间和对空间的话语权,成为没有空间主张和话语权而只有使用权的字面意义上的“虚假的女主人”,虽然号称整个家庭的“女主人”,负责整个家庭的日常生活和居住空间的维持,使用住宅空间的机会很多,可是细究起来,女性却在偌大的家里几乎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可以独处静思的空间。被视为女性专属空间的厨房和卧房,也只是再生产的空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女性的独有空间。
空间的抽象象征意义彰显父权制特征
列斐伏尔认为,空间充满了象征,充满了种族主义和父权制,体现了生产、再生产、剥削、统治和服从等社会关系;空间存在于从最为地方性的到最为全国性的个人和集体的身份之中,空间包括着家庭的想象、知识,包括亲属关系与人伦的认知;空间实践就是主体透过事件去生产空间。他认为,从生活空间的架构、配置和安排中可以研判出该空间中的个人的身份、地位和尊卑程度。
比如,中国紫禁城里的辉煌宏大、气势磅礴、空旷肃穆就显示了皇权的浩大、威严及其不可侵犯性。在体现关系方面,空间凸显父权、男尊女卑和对女性的空间权利的忽视和边缘化的倾向,这种倾向越在传统社会就越明显。传统社会以男性为主,空间的安排也主要体现父权的权威和不可侵犯性,女性特别是女儿的空间地位非常渺小,女儿早晚也得嫁出门成为外姓人的意识,使得女儿在家中的空间权利被忽视,成为边缘化的次要角色,这样做往往使女儿失去对原来家庭的认同感和亲近感。空间的使用权和经营权被男性把持,女性没有能力认识到空间组织对女性的异化,也意识不到自己在空间方面的被剥夺和压迫,成为心甘情愿的被剥夺和被剥削者。
女性要通过知识和行动争取空间权益
德国第一位社会哲学教授霍克海默曾经指出:“就进步思想的最一般意义而言,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可见,妇女要真正从日常空间解放出来,需要更加深刻的文化启蒙。列斐伏尔从女性与空间的关系角度去研究女性问题,让我们看到了空间不论在物理功能还是抽象的象征意义上对女性的异化状态,意识到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空间组织中女性地位和权利的缺失,看到了男性权力或“阳物的暴行”在社会生活和社会空间上的彰显。列斐伏尔主张女性应该借助知识和行动的结合来改变男性对空间的霸占和主导,从而改变女性在空间组织中的边缘化态势,争取女性在空间组织方面的权益。
笔者认为,认识到空间对女性的隐性歧视,对于提高女性觉悟,激发女性改变境遇,追求女性解放,有重要的文化启蒙意义,因为只有女性认识到自己受控制、被剥夺、被束缚的根源在哪里,才能有目标、有计划地采取措施去改善地位、争取权益,从而找到合适的途径去实现女性的彻底解放。
(作者为福建省委党校科社与政治学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