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法规

2014年10月20日  最高人民法院  严剑漪 陈凤

　　图为杜鸣和同事们给阿旭过生日。刘 宁 摄

　　藏传佛教有一个很美的隐喻：人的心会一再受伤、一再碎裂，每次伤痛都有一道裂痕，最终，那颗受伤的心会碎裂成慈悲美丽的千瓣莲花——

　　【编者按】

　　30年前——1984年10月，中国大陆第一个少年法庭在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成立，从此星火燎原：从上海到全国，从1个“合议庭”到独立建制的“审判庭”，从1名法官到如今的全国7400余名少年法官。在此期间，一个个“问题少年”从少年法庭回归社会，于是，一个个故事在这里延展，犹如一段段心灵归返的人生旅程，让人感叹，促人深思。

　　1　　从神偷到大盗

　　“十几岁就开始跟着人家屁股后面学偷钱，开始时学得不好，经常被抓。”

　　阿旭坐在笔者对面，坦然地描述着自己年少不羁时的经历。如今的他，已经不再是那个经常出入派出所、因抢劫罪被判刑的小混混了，而是一个五星级酒店西餐厨师，左手食指上切菜时留下的伤口是他身份的象征。

　　阿旭今年18岁，住在单位提供的宿舍里，每天下午1点出门，到酒店后就换上厨师服，一直工作到晚上9点，下班后跑步或者骑自行车回宿舍。“这份工作是学校老师给介绍的。”

　　“老师推荐，说明你很优秀吧。”

　　“不是，是因为我帅！”阿旭咧嘴一笑。

　　很难想象，面前这个帅气阳光的男孩，曾经是一份判决书里的“恶少”。

　　阿旭2岁时，母亲因受不了丈夫的嗜赌如命和经常打骂，丢下阿旭离开了家，自此，“妈妈”成为阿旭心中一个没有意义的词汇。母亲走后，父亲依然迷恋赌博，只要有赌的机会就绝不会放过。

　　“那时我才4岁，晚上看不见他就一直哭，邻居听到了很担心，大半夜的出去找我爸。”这是阿旭长大后从大人口中得知的。

　　上了初中后，阿旭和几个伙伴开始在外面瞎混，打游戏、泡吧，夜不归宿，父亲给的钱变得不够用，于是就想到了偷。因为不熟练，起初经常被抓，阿旭至今记得第一次被送去派出所时的场景。

　　“刚开始进去挺害怕的，特别希望爸爸过来陪我。后来，警察联系不到他，没办法，只好把我放掉了。”

　　被抓惯了，阿旭竟然开始觉得无所谓了：“通常被抓进去后，警察给我倒杯茶，聊两小时后就放我出来了。”

　　父亲曾试图说服阿旭不要偷钱，拉着他一起看电视里的《东方110》、《案件聚焦》，然后说“旭旭看到了吧，以后不要再偷了”。阿旭回忆道：“我表面上说晓得了，其实心里觉得那些电视里的小偷太笨了，这种技术还去偷，我就被抓得少，心里为自己感到挺自豪的。”

　　初二时，阿旭在网吧结交了几个朋友，这成为他从“小偷”向“抢劫犯”转变的导火索。

　　“当时在网吧，大家聊得很开心，玩着玩着没钱了，我就说我们去偷吧，他们说这么大了还偷太丢人，后来我们就想办法‘拗分’（沪语，指小流氓讹钱）。”

　　刚开始阿旭他们只敢讹年龄小的学生，渐渐胆子大了，目标转向成年人。

　　“第一次抢大人钱的时候很紧张，我第一个冲上去，掐住她的脖子，叫她不要说话，否则把她脸划破。然后我叫另外一个人（同伙）搜她的身，钱拿出来后就放她走了，她还跟我说她不会报案的。我对她说‘谢谢你’。” 阿旭回忆，“抢完之后心里很害怕，一路狂奔，不停地安慰自己‘警察不会发现的’，到家后觉得好累啊，很快就睡着了。”

　　后来抢得多了，阿旭变得老练、脸不红心不跳了。2011年8月的一个深夜，阿旭又一次和同伴实施抢劫，抢到的包里有1200元、MP4、雨伞等。和往常一样，大家把钱分了后就各自回家，他们没有想到，这成了他们的最后一次抢劫。

　　2　　审判的时候到了

　　2011年9月20日，该来的真来了。

　　那天下午，阿旭在教室里上语文课，老师悄悄在门口把他叫到办公室。“老师说警察来了，问我是不是抢劫了，我抓着办公室里的栏杆，全身都在发抖，断断续续地跟老师讲了事情经过。”

　　很快，阿旭被送去看守所。阿旭进去的那个房间里有十来个人，在那里，他认识了一些比自己更“厉害”的人。“我跟他们说我是抢劫进来的，他们没什么反应，后来我知道他们里面有贩毒的、扔烟头放火的、在网上扬言杀人的，我的事情在他们眼里都习以为常了。”

　　在看守所里待了两个月，阿旭终于熬到了开庭的日子。“总算开庭了，身体在颤抖，感觉审判我的时候到了。”阿旭说。

　　进了法庭后，阿旭看到父亲，对着父亲笑了一下。

　　“这个笑是想表达什么呢？”

　　“我就是想告诉他我没事，我自己做错了事自己会承担。”

　　法庭上，阿旭从头到尾就说了4句话：我对不起父母。对不起这个社会。我不应该犯罪。希望法院能够给我一个机会。

　　案子是当庭宣判的，阿旭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阿旭听不懂“缓刑”的意思，只知道是判刑了，不是三年就是五年。他懵了，拿着判决书回到看守所给房间里的“老大”看。“你可以出去了！”经验丰富的“老大”告诉他。“他们叫我吃好饭再走，我说我不吃了，我都要出去了，吃什么饭！当时觉得自己自由了，以后再也不犯法了。”说到这里，阿旭不好意思地笑了。

　　阿旭的案子是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少年庭判的，庭长杜鸣回忆：“当时这个案子争议挺大的，抢劫是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多次抢劫就是十年以上，因为他（阿旭）当时不满16周岁，所以有减轻情节，但刑期也不能太短。有人提出这孩子劣根性很深，多次偷抢，他的父亲当时也起不了监护作用，不能判缓刑。但我们认为，只要后期的帮教考察跟上，这个孩子是可以判缓刑的。对一个孩子的判决，应该以教育、感化、挽救为主。”

　　于是，判决前，杜鸣和法官们作了仔细的走访。她们找到青保办，又和阿旭所在的学校商量，帮阿旭在学校里安置住处，并和阿旭的班主任鲍老师进行沟通。经过多方努力，法院最后判决阿旭缓刑。

　　“放出来时是我爸和鲍老师来接的，我爸带我在一个小饭馆吃了点东西，买了件衣服。回学校后，老师们对我都很好，同学们也没有用异样的眼光看我。”阿旭说。

　　3　　又遭遇骨肉分离

　　命运有时喜欢不停地考验一个人。阿旭没有想到，接下来等待他的竟是更残忍的骨肉分离。

　　“父亲得了一次重病，脑溢血，花了几万块钱。出院后，他的精神就不太正常了，常常在别人跟前犯病。”提起父亲，阿旭神色凝重，“我姑姑跟我说我爸半夜起来会掐死我，叫我把他送精神病院去，我不肯。”从此，阿旭开始独自一人照顾父亲。

　　因为没有收入，父子俩挤在一个破旧的老房子里，阿旭将家里的另外一套小房子租了出去，这样每月有900元的房租收入，再加上申请的600多元低保，父子俩艰难度日。虽然这段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但却是阿旭和父亲相处最多的时光。

　　2013年春节前的一个晚上，阿旭和父亲在聊天。“他突然倒在床上，我开始还以为他睡着了，然后发现他在翻白眼，我就拍他，怎么拍都拍不醒，后来就口吐白沫了。”惊慌失措的阿旭赶紧打电话给鲍老师，在外出差的鲍老师在电话里提醒阿旭立即拨打120，然后鲍老师又通知学校的史老师过来帮忙。

　　“到了医院，医生说这个情况是脑溢血，要做手术抢救，需要十万块钱。我问史老师怎么办，他说他可以帮我筹钱。”阿旭说。

　　然而医生又提醒阿旭，手术有风险，父亲可能会死在手术台上，即便做了手术捡回一条命，以后也很有可能半边瘫痪或是植物人。

　　阿旭茫然地面对着发生的一切，他跟医生说“要考虑一下”。他打电话给姑姑，但姑姑来了以后扔下200元就走了。

　　凌晨的时候，父亲去世了。

　　“当时想救爸爸吗？”

　　“想，但是那（考虑的）两个小时里我始终没有开口。”说到这里，阿旭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有没有自责过？”

　　“有，觉得把房子卖了就有钱了。”阿旭泣不成声。虽然父亲嗜赌，但父亲仍是父亲，是阿旭从小到大的唯一依靠。

　　4　　一份羊排的感恩

　　父亲的过早去世让阿旭尝尽世态炎凉。由于拿不出钱，父亲的遗体在殡仪馆躺着，无法火化，阿旭欲哭无泪。

　　这个时候，法官来了。在得知阿旭面临的棘手难题后，杜鸣赶紧和同事一起找到居委会和司法局。经过多次协调，在众多好心人和相关部门的帮助下，阿旭操办了父亲的后事，丧葬费用由相关部门拨款。

　　“那时候我曾经打电话问姑姑和舅舅要一点钱，他们不给，我实在没办法了，幸好有法官、老师帮我。”阿旭感慨。如今，父亲的骨灰盒寄放在殡仪馆，有关部门为他垫付了三年骨灰盒寄存费。“三年以后我会赚到钱，然后给我爸买个墓地！”阿旭眼神很坚定。

　　唯一的亲人过世，身无分文的阿旭有一顿没一顿，居委会为他联系了一家饭店解决一日三餐的温饱问题，后来还为他支付了水电费，使阿旭度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光。

　　春节到了，杜鸣和少年庭法官们开始每天轮流陪伴他。

　　初五那天，杜鸣带阿旭去餐厅吃饭。“他看了菜单之后说一点都不想吃，他可能是觉得太贵了，我说你不吃杜老师也要吃的，然后我给他点了一块羊排，他说这个羊排才2两要190多块，太贵了。”杜鸣红了眼眶，“一年以后，他跟我说，他现在在酒店已经会做自助餐了，每天都吃很多羊排和牛排，问我什么时候来，要请我吃。”说着说着，杜鸣的眼泪就下来了。

　　那年夏天，杜鸣和少年审判法官们前往阿旭的学校，和班上的师生们为阿旭“密谋”了一次生日会，这令从来没有吃过蛋糕、吹过蜡烛的阿旭兴奋不已，“同学们叫我闭上眼睛，跟着他们走，没想到大家给了我一个surprise！”阿旭的开心之情溢于言表。

　　家庭的变故、成长的曲折，使阿旭磨炼出了感恩、体贴、坚毅的性子。杜鸣很心疼阿旭，但她更高兴看见阿旭的成长。

　　“孩子不容易，靠着自己一天天地长大，当然，这其中社会的力量也很重要。”杜鸣说，“很多事都是有了多方面的协助才能完成的。法官有时候起到了一个牵头的作用，碰到什么问题找什么部门，然后由这些专业部门去解决。其实，宣判之后如何恰当地去关心这些孩子的‘心’，这是非常关键的。”

　　■采访实录■

　　问：开庭之前对法官什么印象？

　　阿旭：觉得法官像阎罗王，感觉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夺走我的小命。

　　问：开庭以后呢？

　　阿旭：法庭很严肃，不可侵犯。不过我受不了别人把我曾经做过的事在众目睽睽之下讲出来，我知道自己做错了，可我还是不想让人一再地提起。

　　问：知道自己的刑期时，心里是怎么想的？

　　阿旭：那时我不知道缓刑是什么意思，法槌敲下去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完了，要进去了，脸苍白苍白的，眼泪完全收不住。后来我才搞清楚什么是缓刑，原来我可以出去了。

　　问：法院判决后，有没有再偷过或抢过？

　　阿旭：没有了，不想再做了，也没有这个必要。我现在觉得之前很傻，也很后悔，但是后悔没有用，事情已经发生了。

　　问：以后你有孩子了，会把你的经历告诉他吗？

　　阿旭：我会。虽然这段经历不光彩，但是我要给他敲警钟。我要告诉他，你爸也有老底，但这又怎样，做错了一定要去承担。

　　问：现在还来法院吗？

　　阿旭：会，每隔一段时间就来，找杜法官聊聊。我现在有什么想法就会说出来，看看朋友们能不能对我有点帮助，免得我想到什么一冲动就去做了，我不想再后悔。杜法官还有班主任鲍老师、史老师都是我的朋友。

　　问：现在最想说什么？

　　阿旭：感谢吧，如果我没有碰到鲍老师，而是在别的学校抢劫了，他们可能会说这学生我们管不住你们给他判刑吧，不愿意帮我对法院作保证。假如我没有抢劫，我也不会遇到杜法官和陈法官，那么我之后的路也不一定走得过来。现在的我，未来可能还会更好。坏事变好事了，后面会少走很多弯路。

　　■采访余思■

　　采访完阿旭，笔者想到了上海少年法庭从成立初期就一再强调的“社会一条龙”制度，即法院与青保、妇联等部门共同参与的预防犯罪和矫治工作体系。在阿旭的故事里，一个系统、有效的社会支持体系对一个失足少年的回归之路是何其重要，对于少年审判、少年审判法官来说更是何其需要！

　　上海是一个拥有几千万人口的国际化大都市，公民社会相对成熟，基层社区组织也比较健全，专业的社工队伍逐渐壮大。经过30年的努力，“社会一条龙”有了一定的发展，但随着未成年人案件数量的不断上升，少年审判法官的办案压力不断增大，审判一方面要集中心思专心审判，另一方面又要在原有的“社会一条龙”基础上不断开拓与新资源的衔接，时间的有限性，资源的互通性，这是“社会一条龙”制度在新时代需要考虑和提高的地方。

　　如何充分发挥各类社会机构和组织的专业职能，如何为少年审判提供系统的支撑服务，如何帮助协调解决未成年人回归社会后的实际困难，少年审判法官们还在默默地孜孜以求。当看到故事中那些少年审判法官们一双双真诚无私的眼睛时，笔者想，这不只是少年审判法官独自奋斗的路程，这更是全社会共同努力的方向。因为，少年强则国强！（严剑漪 陈凤）

　　来源：人民法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