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法规

日前，媒体爆料我国遗产税开征在即，引来各界正反两极评价，有赞有弹。

一、遗产税的缘起

    追溯历史，遗产税可谓源远流长。古埃及、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就曾开征此税。公元前二十六世纪古埃及第四王朝法老胡夫，为筹集军费，下令对继承的财产征税；古罗马时期的遗产税，源于公元前六世纪制定的朱利安法。中世纪欧洲各国普遍对遗产征税。

   近代遗产税，起源于荷兰，时间是1598年。英国也于1694年开征，法国于1703年开征，美国于1797年开征。此后，日本于1905年，德国于1906年纷纷效仿。值得注意的是，其目的依然是筹措战争经费，战后即停征。美国历史上四次开征遗产税，原因正在于此。二十世纪以后，遗产税逐步成为一个固定征收的税种。

二、北洋年代 胎死腹中

   反观吾国，从夏代算起，税收历史不下四千余年，唯独不见遗产税踪迹。直到清朝末年，西风东渐，梁启超盛赞遗产税为最良之税则，足以均贫富之负荷，为中国应采的十大税种之一。

   民国肇建，经纬万端，军政开支浩大，国家财力捉襟见肘，财政寅吃卯粮，岌岌可危。有人提议，仿效英美等国创办所得税、遗产税，增加财政收入，以解燃眉之急，开征遗产税提上议事日程。

   1912年9月，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周学熙向参议院报告财政施政方针，正式提出开征遗产税方案。11月，北洋政府推行第一次税制整理，即将遗产税列为拟新设立的税种之一。他认为：“遗产税对于行为而征收，即为中国向来未有之税目，而又无重复之可虞，且实行累进课征，与公平之原则既符，而亦达普及之目的。英德革新税制，即因高手于此税，告厥成功。”

   次年11月，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熊希龄，再次抛出征收遗产税主张。在内阁宣言书中，他振振有词：“整顿财政的治本之策有三，其一是改正税制，就现行诸税择其中最繁苛厉民者裁汰之，同时略参以国家社会主义，添设新税，求国家增加收入而民亦间接受其利。” 计划采用的新税目就包括遗产税。同时公布《划分国家税地方税法（草案）》，将拟开征的遗产税划为国家税。

   1912年至1914年期间，法国汉学家北洋政府外交顾问铎尔孟提出《遗产税说帖及略例》，大作舆论准备。他认为：“继承的遗产属于傥来之物，而非劳动所得，对此抽取什一以供国家之用，当无不乐从，此税仅在承袭遗产时征收一次，更非寻常赋税之比，各国均以遗产税为深合法理，并且早经实行，成效卓著，此税揆之中国情形，尚无窒碍难行之处。”

   财政部次长章宗元拟出《遗产税征收条例（草案）》，建议政府速速开征遗产税，理由是“遗产税系分富民之有余，而不加贫民之负担；取之于未得之财产，使纳税者不觉严苛;惕之以权利之存亡，使纳税者不敢讳饰”。且立法从宽，只对嗣子继承征收遗产税，亲生子自然继承遗产不用缴税；同时仅对不动产进行征税，起征点为1000元，采用比例税率、扣除债务、丧葬费等。

   1915年，总统府财政讨论会上，参照章氏版本，拟定《遗产税条例（草案）》。以嗣子为纳税人；遗产一千元以下者免税，遗产捐赠给慈善机构或合族义庄者也可免税；继承遗产一千元以上者，按照5%的税率纳税；继承遗产十万元以上者，按照10%的税率纳税。

  草案简单至极，不过630字左右，最基本的征收程序、遗产申报调查只字未提。没有规范的申报调查程序，没有独立的征收体系，反赋予地方官署以督察职权任意征收税款。

   参议院审议通过时，提出修正意见：开办遗产税应当遵循两条基本原则，一是近亲的税负应当轻于远亲；二是大额遗产的税负应当重于小额遗产。具体修改意见是：对于亲生子的继承也要征税，征税财产包括动产和不动产，未成年继承人的结婚教育费用可酌量扣除，免税额定为三千元，采用1%至9%的累进税率。

   开征遗产税，北洋政府态度积极不出意料，遗产税对于国家财政来说“收入大而可靠”、“手续简单而费用少”且“无转嫁之弊”。至于民众反响空前热烈，与舆论宣传绘声绘色大有关系。遗产不是劳动所得，富家子弟继承大量遗产，丰衣足食，容易养成依赖性，且遗产纠纷比比皆是。免除家庭间的争端、免除国民的依赖性、免除贫富阶级之悬殊的遗产税，俨然劫富济贫的天使，故支持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如此说来，遗产税征收似已板上钉钉。可叹时局动荡，军阀割据，兵连祸结。遗产税一事，如一场春梦了无痕，无疾而终。

三、立法过程 一波三折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再次提出开办遗产税问题。8月财政部提出遗产税暂行条例意见书，报送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审议。经过讨论，考虑到《继承法》、《户籍法》与《财产登记法》等相关法律尚未公布，困难重重，决定暂缓执行。1929年，国民党颁布训政时期国民政府施政纲领，包括推行遗产税内容。次年，国民政府公布《财政收支系统法原则》，规定拟开征的遗产税为共享税。

   倒是同年十月，美国顾问甘末尔为首的财政部设计委员会冷静提醒，中国现在不宜实行遗产税。理由正是中西国情差异过大，国人关于家族和商业的观念、习惯以及产业登记制度均与西方不同，即使中国开征，也不会有什么成效。当头棒喝，让主政者如梦方醒，好几年无人再提遗产税。

   1934年，中日战争一触即发。财政部考虑到战时财政问题，拟定《遗产税法（草案）》。次年，《财政收支系统法》出台，将拟开征的遗产税从中央与地方分享的共享税，改为中央税。1936年，国民党中央会议通过《遗产税原则》。不料西安事变爆发，立法院停会，《遗产税法》胎死腹中。

   七七事变，抗日战争打响，富庶之地先后沦陷敌手，国府收入锐减。经济学家何廉、马寅初纷纷建议开征遗产税，支持长期抗战。1938年，立法院通过《遗产税暂行条例》，此后陆续公布配套法规，于1940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细看历史，酝酿了28年之久的民国遗产税一波三折，来之不易。

    1940年8月26日《中央日报》大篇幅报道，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的同盟会会员、原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于8月1日病逝，其子马保之主动到广西直接税办事处桂林区分处申报缴纳遗产税。这是中国历史上征收遗产税第一案，马保之先生成为遗产税的第一位纳税人。

   当局对其评价是：“税收数字虽微不足道，然自发展社会经济及平均社会财富分配之社会政策上言，实可矫正一般人民对其祖先遗产依赖之心理，且对巨额财富之集中，予以合理之抑制。”

四、困难重重 淡出历史

   无奈何，彼时中国，穷人没有纳税能力，富人百般逃避税收，遗产税形同虚设，窒碍难行，只是徒有虚名而已。君不见，1940年开征第一年，遗产税实际收入只有1900元，与政府遗产税收入预算200万元目标相比，不足预算千分之一，令人大失所望。

   1941年，各地直接税局查征遗产税案件数量，更是让人啼笑皆非。竟以民生贫困的甘宁新直接税局为最多，共83件；浙江局52件，江西局48件，广西局32件，陕西局26件，川康局23件，其他各局不到20件。全年遗产税虽超过20万元，但仍不足预算的4%。

   抗战胜利，战时财政转为平时财政。完成立法程序，1946年4月16日《遗产税法》公布，即日起施行。主要修改之处：基本免税额从不足10万元提高到不足100万元；免税和扣除项目提高到不足1000万元；17级超额累进税率改为18级，最低边际税率为1%，最高边际税率提高到60%；改进征收程序，设立遗产估价审议委员会；调整罚则，大幅提高罚金。

   1944年到1946年，收复大量失地，遗产税连续三年大幅超过预算。好景不长，从此之后，遗产税走向下坡路，每况愈下。至于遗产税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就更是微不足道。1947年3月，财政部公开承认：遗产税自1940年开征以来，迄将七载，规模虽已粗具，而绩效终未大彰。一般人民对于此税尚无深刻认识，致推行困难，事倍功半。

   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倡导遗产税，不遗余力。他曾乐观分析，按照一般的推测，中国的人口为8000万户。按照60年新陈代谢一次，则每年应有遗产纳税人130万人。而实际的纳税人不过千分之一左右，相差悬殊。

   遗产税征收的困难，首先体现在遗产调查极为困难。虽有《姓名使用限制条例》，规定每个人只能使用一个姓名，用于财产的取得、转移和变更，但实际上无法执行。

   陕西省宝鸡直接税分局哀叹：“中国遗产税之调查，不仅有势力者无法进行，即便一般遗产之调查亦感困难。如都市方面，虽税源较集中，但以户政之未严密，财产之未登记，实毫无办法。至乡镇方面，税源散漫，所有死亡单位，非处山陬，鞭长莫及，即零星散漫，耳目难查。”

   最发达的工商业城市大都会上海，征收遗产税难度一点不小。上海直接税局道出苦衷：“遗产税之推动，与人口调查、地籍整理、财产登记等项相辅而行。在以上三项要政未经有关机关切实举办以前，对于人口之死亡、户口之异动、土地之估价、财产之调查等，颇有无从下手之感。”

   权贵无视税法，拒不纳税，更是难以对付。1943年8月1日，生前曾经大力宣扬遗产税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病逝。重庆直接税分局专门请示财政部称：“林故主席逝世，按照《遗产税法》应当征收遗产税。但是由于事关国家元首，未敢轻举妄动，请钧处转函治丧委员会商洽办理。”10月26日，财政部直接税处奉命转达部长批示：“依法固不应免，惟此问题，似可暂缓提出。”印证古语：法之不行，自上犯之。

   可叹民国《遗产税法》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施行未久，又逢内战，货币发行量过大，法币急剧贬值，民众怨声载道。1948年金圆券改革，十月之内惨败收场，随着金圆券出台而修改的《遗产税法》，终于沦为一纸空文，淡出历史。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遗产税的开征，是中国税制发展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学者殷殷期盼，精心设计税制，效果却难如人意。徒法不足以自行，教训深刻。马寅初先生的名言，言犹在耳：“税制之公平是一事，公平税制能否推行，又是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