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纠纷

2014年11月09日   新闻晨报   谢　岚

　　□葛珊南的办公桌，她会花大量的时间倾听当事人的诉说。 　□办公室的窗台上，放着当事人再婚后送来的小礼物。新的婚姻也会遇到挑战，但看到当事人有能力再度经营家庭，葛珊南还是很高兴。/晨报记者杨眉 　□1980年代，葛珊南在法庭上，她一边听着，一边敏捷地记着笔记。 □葛珊南，上海人，1957年出生，30多年里一直打离婚官司、遗产官司、分家官司，介入了一个家庭中最痛的事。　　/晨报记者　杨　眉

　□1980年代，葛珊南在法庭上，她一边听着，一边敏捷地记着笔记。 1234

    □星期日周刊记者　谢　岚

　　她打了三十多年的离婚官司、遗产官司，见到了无数伤心、暴怒、害怕、惶恐的人。

　　三十年里，人们对于财产、孩子的争夺，是否发生着变化？

　　家长里短如何变成战争？

　　法律，如何在清官难断的家务事中体现价值和公正？它什么时候应该无情，什么时候应该有情？

　　本期服务上海三十年，拜访家事律师葛珊南。

　　纵然对簿公堂，

　　也要为未来的相处留下空间

　　家庭，和人一样，是会生病的。

　　只是人生病了，懂得寻医问诊，而家庭生病了，很少会想到寻求“专业治疗”，通过心理咨询师、婚姻辅导师来“望闻问切”，了解“病灶”究竟何在。

　　很多时候，生病的家庭选择和“病症”共处，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下去。这也很好，带着问题生活，是有可能激发出人的勇气和智慧的。但如果是“消极”地共处，比如隐忍、压抑、逃避，那么“病症”就会严重、恶化、甚至把一个家庭“吃掉”。

　　十月中旬的一个下午，葛珊南坐在某法院九号庭的律师代理席上，进行到一场离婚诉讼。

　　她的右手边是当事人，一位三十出头的上海男子，格子衬衫里包裹着一个浮肿的身体，肤色白净，眼窝发青，不时地侧过头，木然地望着空荡荡的窗外。

　　她的对面，是原告及其律师，两人不时窃窃低语。原告是个二十五六岁的上海姑娘，短发利落，气色不好，脸上罩着一层黑。

　　原被告之间，便是法官和书记员。书记员是个年轻的女性，数小时的开庭时间里，她得事无巨细，记录庭上每个人说的每一句话。不知道是这个工作过于机械，抑或是被离婚官司强大的怨恨情绪所熏染，书记员的脸拉得老长，尽责，而又勉强。

　　这对剑拔弩张的“80后”夫妻结婚两年多，孩子刚满一岁。今年六月，妻子以丈夫脾气暴躁、家庭暴力、不管孩子等理由提出离婚，双方商量不成，只好对簿公堂，以打“离婚官司”来切割。

　　通常，一起相对复杂的离婚官司从起诉到判决，耗时约半年至一年甚至更长，要经过数次开庭。相持不下的纷争往往聚焦两点：财产怎么分，孩子谁来养。

　　这天，是该起官司的第一次开庭，主要是厘清财产的数量，夫妻双方通过律师提出自己的分割诉求。

　　“清单里的男式腕表，要分吗？”

　　“要的。”

　　“钻戒呢？”

　　“要的。还有一对对戒，也要分的。”

　　“婚礼的红包、孩子的满月酒礼金，你们打算一人一半，还是怎么样？”

　　……

　　这样的问答，外人听来真是琐碎而伤感。仿佛可以看见，就在两年前，面前的这对年轻人兴兴头头、夹杂着拌嘴怄气置办着各种东西，而现在，那些凝结着爱意和憧憬的物质，变成了指责、争夺的对象，似乎清算得越干净，他们遭受的疼痛就能少点似的。

　　家务事上了法庭，是一出“罗生门”。女方陈述离婚理由时，旁听者不免认为这丈夫真不是个东西：对孩子不闻不问，打老婆，抠门；而轮到男方陈情时，女方的形象也瞬间从凄苦的小妇人变成了蛮不讲理的悍妇，自己却是一个尽力而无奈的好男人。

　　三个多小时后，庭审结束，两个家族鱼贯而出。俄顷，悄无声息的走廊里传来了沉闷的轰隆声。“肯定是两家人在吵架，”葛珊南环抱手臂，冷静地说道，“以前我还会去劝架，现在年纪大了，拉不动了。”

　　星期日周刊记者（以下简称星期日）：葛律师，之前我想问你，究竟什么是家事律师。不过，旁听了这场官司之后，我好像已经有了一个感性的认识。有时候，当家庭矛盾严重到一定程度，人们心里的委屈、怨恨、愤怒太大了，以至于失去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时候，律师就是他们的代理人，“替”他们说话，表达他们对财产分割、孩子抚养等事宜的要求，并且最终由法官来仲裁。

　　葛珊南：你说的没错。律师是帮他把一个痛苦的、纠结的事情一步步解决，尽快摆脱困境，争取到他应得的权益，让生活回归正常。

　　星期日：除了离婚官司，家事律师还提供哪些服务呢？

　　葛珊南：离婚官司最多，其次是遗产继承，还有分家析产，过去还做一些损害赔偿案件。前几天，我去开庭，妻子癌症去世后，老父母认定女婿和外孙女要把他们从房子里赶出去，把父女俩告上了法庭，要继承女儿房产。父女俩呢，也伤透了心，女婿说妻子生病期间，丈人老头照样打麻将。唉，都蛮作孽的。

　　星期日：家事律师面对的都是一个家庭里最痛的事。

　　葛珊南：是啊，1980年代我办过一个离婚案子，分财产的时候，男方搬走一只樟木箱，女方追上来，拿着菜刀狠狠地劈了几刀，印象很深的。

　　星期日：参与这样的“战争”，作为律师，你的原则是什么？

　　葛珊南：我是当事人的代理人，但律师不应有“当事人利益至上”的观点。婚姻破裂，肯定是夫妻双方的问题，不可能只是一个人的过错。我会听当事人说，但少谈是非，少做道德评价，也不传话。我是个“中间人”，就是踏踏实实调查清楚夫妻双方的经济情况，孩子的养育情况，然后提出一个公平的方案。

　　2001年，王某离婚，一审法院将一套市中心三室一厅的住房判给男方，孩子判给了她，让她住到婚前她为母亲买的一室一厅，此外男方只需支付5万元的房屋折价款。葛珊南为王某代理二审，并且在二审后和其夫有一番长谈，最后男方同意支付30万的房屋折价款。

　　“打离婚官司的，都是普通老百姓，都不是什么坏人。我和那个爸爸说，你难道希望儿子以后就和妈妈挤在那么小的房子里？你不想他的成长环境好一点？这点蛮触动他的。”葛珊南说，她写过一篇文章，里面有一句话，“律师应该推动当事人用理性压制怨恨，以妥协替代对抗，纵然对簿公堂，也要为未来留下共处的空间。”

　　“所以能调解我尽量调解。只是肯接受调解的，很少很少。”她补充了一句，感慨道。

　　如果你拒人千里之外，

　　他们会觉得更加痛苦

　　在葛珊南所在的事务所，她是资格最老的律师之一，也是最“热闹”的一个。在外间宽敞的接待室，常常可以看见这样一幕：一个面容愁苦、要么怒气冲冲的女人，由三两亲友陪着，絮絮叨叨地诉说着，一说就是一整个下午。

　　同事开她玩笑；“葛珊南，你哪能像个老娘舅一样的，烦呃。”

　　“我服务的对象，基本上是普通老百姓，其中一部分人是比较弱势的。弱势，首先是知识和信息上的弱势，抱怨很多，说话夹七缠八，有时一两万的纠纷，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理清楚。”葛珊南说。

　　正因为琐碎、耗时，收费不高，在律师界，家事律师不是一个受欢迎的类别，不少人只是将其视为入行的起点。一些家事律师在听取案情时，也常常耐不住性子，打断当事人的诉说：“你不要讲了，我问啥你答啥。”而葛珊南却有一个特质：不厌其烦地倾听。“我打官司，不和法官搞关系的，案子要想办得漂亮，还是要调查详细，证据充分。那听当事人讲得越多，我掌握的线索也越多，证据也多。另一方面，他们来找我的时候都是处于困境，很迷茫，如果你给他一种很生硬的态度，拒人千里之外，他们会觉得更加痛苦。”

　　“我这里女当事人比较多，不同年龄的都有。有些和我年龄相仿，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她们比较传统，很善于牺牲自己，认为牺牲一定会得来某种回报的。我做过一个案子，老公一路读大专、本科、研究生，女当事人都支持，自己就带孩子。没想到人家研究生毕业就提出离婚。她真是伤心，哭得不得了。我说孩子固然重要，你可以叫老人帮忙，可以请保姆，为什么你要牺牲自己，这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你认为婚姻是一个保险箱，实际上婚姻不是保险箱。

　　观念上，葛珊南不认同一些女当事人的婚姻观，但在专业上，她要尽力争取其应得的权益。

　　2004年初秋，一位神情憔悴的朱姓中年妇女特地找到葛珊南。离婚判决时，家中现金40万，一人一半，朱某分得20万。但不久她就发现，丈夫早就转移掉了60万股票收入。根据新《婚姻法》，离婚判决后双方仍有财产纠纷，可以再次起诉。朱某上诉，法院未做处理；二审，维持原判；再申诉，被驳回。找到葛珊南时，朱某害怕走进法庭，但又化解不了胸中不平。

　　“这是一个很有时代特征的案子。有些妻子比较弱势，老实本分，文化水平低，不了解丈夫的财务情况，分居时间也比较长。丈夫又发了财，有时还有外遇，有了孩子。外遇是道德和情感问题，我不和当事人评论这个是非，但男方如果因为自己能干，隐瞒或转移财产，就涉及公平问题了。”

　　听完朱某的诉说后，葛珊南发现了一个疑点：男方请两名证人出庭，证明那60万是他们所借，但这是真的吗？

　　葛珊南直奔法院档案室，将所有的庭审笔录全部复印下来，细细分析，证词确有破绽。“既然是借钱，就有付款的时间、地点、方式，而几次庭审，证词相互矛盾，而且有一点很重要，60万的金钱往来，却没有任何金融机构的存取凭证，这实在不符合常理吧。”

　　准备充分后，葛珊南将朱某的前夫和两名证人一起告上了法庭。走这步棋，她有两个考虑，一是让两名证人感到压力，二来能选择一个没有接触过本案的法院审理，以防陈见或司法不公。

　　“1980年代做律师的时候，案子也简单，法律也简单，不管婚前婚后，一起生活4年以上，物品都是共同财产，8年以上房子也都成了共同财产。现在的离婚案子比过去要难，钱也多了，法律关系也复杂了。”葛珊南说。

　　半年后，法院下达了判决书，认定人证无效，60万系婚后共同财产，朱某应得一半。

　　“很多人觉得律师做离婚官司不是真正的官司，我曾经也犹豫过。但是我慢慢认识到，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法律是抽象的、飘浮在上面，没有切身关系的，但是人们一旦有了纠纷，法律就能帮助你解决问题，让你的权利得到保证，这时候懂法就很重要。不过，法律是一套规则和程序，非常复杂，普通老百姓很难搞得清楚。律师呢，就是借助比老百姓多一点的法律知识帮助他们，让他们享受到法律的公正。”

　　没有被看见的孩子

　　“案子办得多了，现在基本上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感受了。”葛珊南说。

　　事实上，她会的。

　　十月下旬再见面，她看起来有些疲惫。

　　“昨天刚刚从南京回来，”她说，“当事人是个年轻的丈夫，妻子忧郁症自杀了，留下一个8个月的孩子。我帮他打继承官司，一直在调查遗产，希望帮助当事人和孩子多分一些遗产。”

　　在南京那天，和当事人见面后，葛珊南没有立即返回上海，特地去看了看孩子。“头很大，人很瘦，身体不好，一直咳嗽。”她皱眉，“孩子爸爸看病确实花了很多钱，我让他尽量把看病的账单都保留好。”

　　这是葛珊南的一个工作风格。一方面，她详尽地调查取证，准备好充分的证据；另一方面，她会“感情用事”，将自己的亲身感受写入代理词，在法庭辩论时表达出来。“我能讲得真实一点，感人一点，也能打动法官。”

　　遗憾的是，许多时候，包含感情的律师意见，不起作用。

　　今年七八月份，朋友聚会，“葛珊南，那个陈某某还记得吗？他儿子通过微信找到他了。”那是一桩1990年代办理过的离婚官司，但葛珊南立刻想起了这个名字。那是从业30多年来，令她难以忘怀的案子。

　　“我的当事人是男方，法院把孩子判给了女方，我们国家的《婚姻法》一般来说判给妈妈的多。但是这小孩是从小爸爸、爷爷奶奶带大的。判给妈妈后，爸爸有探视权，可以每个周末把孩子接过来。孩子和爸爸感情蛮好的，就不愿意回到妈妈那儿去了，那爸爸也没有及时送回去。后来法院强制执行，让我们把孩子送过去。我跟当事人说，既然判给了妈妈，你还是要送过去的。结果，妈妈带着孩子从法院的边门出去后，永远消失了。”葛珊南回忆道，“这个妈妈我接触过，性格有些极端，会把结婚照全部剪成一丝一丝。当时我当事人为了找孩子真的花了很多的精力，很心疼。结果那天吃饭朋友告诉我，冥冥中这个爸爸没有改电话号码，前不久发现有一个人一直在微信上加他，拒绝了好几次，还是加他，他就点进去，结果就是他儿子，已经十七八岁了。”

　　这十多年里，三个人的内心经受着什么样的煎熬？昔日的幼童今天长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少年？父子重见，如何相对？……想到这些，唯有无言。好一会儿，采访才重启话题。

　　星期日：三十年里，在离婚官司的孩子抚养问题上，大家的态度会有变化吗？是当做争夺的对象，还是慢慢形成共识，离婚是我跟你的事情，跟孩子无关，我们尽可能减低对孩子的创伤？

　　葛珊南：有进步，但也不完全。以前离婚，双方都不要孩子，蛮多的，现在要孩子的多，尤其是高级白领，钱无所谓，就是要孩子。为孩子考虑的人多起来了，特别是有文化的女性，即使得到了抚养权，也知道孩子需要爸爸，希望爸爸多来看看。但是还是会有极端的人。前不久，一个女的特别痛苦给我打电话，打了很久，她起诉离婚后，她丈夫就把孩子藏匿起来了。

　　星期日：你怎么理解这样的“夺子战争”？

　　葛珊南：第一，父母不懂孩子的心理学，第二还是狭隘地要惩罚对方。比如说你有外遇了，财产转移了，我不让你看孩子，让你痛苦。实际上最痛苦、最受伤害的是小孩。有个上小学的孩子，父母为离婚经常吵架，他举起一把剪刀对着自己的胸口说，“你们不要吵了，再吵我就……”。这种痛苦是无形的，却会影响孩子一辈子。

　　星期日：葛律师，回到你办理的1990年代那个案例。看得出当时那个爸爸在要不要把孩子送回去的时候，是有些犹豫的，而你建议他送回去。你的初衷是尊重契约，这的确是一个律师的职责，但后来妈妈就此带着孩子消失了。你现在怎么看你当时的做法？

　　葛珊南：当时，女方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法院再三打电话让我们到法院去，把孩子还给她，如果不还，会导致无休止的追缠，孩子也是不安宁的，也违反了法院的判决，律师总归要叫当事人遵守法律。但这个结果我们谁也没料到，非常痛心。

　　星期日：看得出来，在这个案子里，跟随爸爸还是妈妈生活，这个小男孩是有自己的意愿的。那么他的意愿法院会听取吗？我的意思是，他可以自己选择和谁一起生活吗？

　　葛珊南：按照我们国家的司法惯例，孩子10岁以上，法庭会听取他的选择。当时那个孩子不满10岁。但实际上，现在的孩子不满10岁也很懂的，有自己的想法。但我们的法律规定就非常简单，10岁之前是不问孩子意愿的。还有一个司法惯例，即离婚诉讼期间，孩子在谁手上，一般来说就判给谁。我就遇到过这样一个极端的例子。一个男的和女助理发生了婚外情，提出离婚。女方说，你实在一定要离婚，我坚决要孩子。然后男的悄悄地就把孩子从幼儿园带走了，藏匿了。我的当事人是那个妻子，她有一个舅舅，朋友很多，跟踪后发现男方把孩子藏在了苏州一所高校的宿舍里，每周末会去看。于是某一天好几辆车跟着那个男的到了宿舍，把孩子一抢就开回来了。当时孩子两三岁，以后听到苏州这几个字就哭，对他的伤害很大。最后，孩子是判给了我的当事人，我当时就在法庭发表了很多感慨。

　　星期日：你刚才说，不少离婚案子从诉讼到判决，通常要持续半年一年甚至更长。而司法惯例又是诉讼期间，孩子和谁在一起，通常就判给谁。那么，我的问题是，这样的法律设计会不会让人钻空子，如果父母一方在诉讼期间，把孩子抢了过来，藏匿了起来，这本身已经是伤害孩子的行为，法庭也会把孩子判给他吗？

　　葛珊南：通常第一次起诉时，被告会不同意离婚，有的是真心想保住家庭，有的是因为还没有准备好离婚分割财产的证据，想争取时间，也有的就是为了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如果某个人这时把孩子藏匿，法院也没有办法。这样从第一次起诉到真正离婚时间，就会很长。我有个案件，孩子被女方带回娘家，男方看不到孩子很痛苦，女方起诉离婚，第一次没成功，第二次再起诉，法院就把孩子判给了女方。男方很无奈。

　　星期日：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孩子10岁才有表达权，这个规定应该自有道理。也许对于10岁以下的孩子来说，做这样一个选择太痛苦了。但问题是，在司法界，对于这个“年龄线”有争议、有探讨、有关注吗？究竟什么年龄让孩子发表他的感受和选择，是比较合理的？

　　葛珊南：我认为不应当那么机械，法官可以听听7、8、9岁孩子的意见，他们都很懂事的，而且也应该结合孩子的实际生活情况来判决。遗憾的是，这个司法解释从1993年出台至今，没有改变过。我曾经希望法官在判决前听听孩子的意见，也搞过录音，让七八岁的孩子自己说，没有用，（法官）听都不听。

　　星期日：也就是说，这种时候讲“情”是没有用的？葛珊南：对。

　　星期日：婚姻法也一直在调整，何以这个司法解释20多年里没有变化呢？

　　葛珊南：现在有所变化的司法解释，主要是关于离婚财产分割的，因为财产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但同时，在离婚官司中，我们对保护儿童的意识很不发达的，联合国有一个儿童权利公约，我国很早就加入了该公约，但实践中依然做得很不够，法律法规也很不健全。最近南京有妈妈吸毒把2个孩子饿死了，在国外早就剥夺它的监护权了。

　　星期日：你刚才谈到的几个“白领夺子大战”，就在我们身边，离我们很近。孩子倾向判给母亲，我想这是全世界的惯例。但是，总会有特别的情形。有时候母亲未必是孩子最合适的监护人，也许爸爸更懂得和孩子相处。我的意思是，如果为了保护孩子，让他在一个更好的环境中成长，在“夺子大战”的离婚官司中，法庭是否应该有更详尽的调查，更人性化的评估——父母亲究竟谁的心智程度更健康，谁爱孩子的能力更强？

　　葛珊南：你说的情况，是真会发生的。我有个男当事人，愿意放弃所有的财产，要女儿的抚养权。孩子和爸爸、爷爷奶奶感情特别好。而孩子妈妈的娘家呢，外婆生过癌，天天癌症俱乐部去了，外公就看电视、烧饭，小孩子就看看电视，跟屁虫一样跟在后面。然后爸爸送东西，妈妈还不接受，扔了出来。你说两个家庭比哪一个好呢？但是没有办法，判决书下来了还是跟妈妈。

　　星期日：就像你刚才说的，现在的婚姻法有了很大的进步，财产是相对公平地分掉了，但比财产更重要的东西，孩子的健康成长，怎么分呢？在这个方向上，似乎没有看到法律的进步。

　　葛珊南：我们国家的婚姻法还是比较侧重夫妻双方的问题，实际上离婚最大的受害者是小孩，但婚姻法的基点未充分考虑儿童的权利。加上现在的法官，案子多得不得了，一些法官就难免成了“办案匠”，比较少去思考自己的判决，究竟对一个孩子的身心健康会有什么影响。我曾与一些中年女法官共同配合，通过调解让离婚双方和平相处，一方周一至周五与孩子在一起，另一方从周五晚起直至周日晚与孩子在一起，这样孩子一直可以看到爸爸妈妈，感受到父母的关爱，父母离婚对他心理影响相对较小。但这需要双方没有仇恨，没有报复心理，真正懂得为孩子着想，很难，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