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纠纷

日本社会的传统观念认为，已婚妇女的主要职责是专心照顾丈夫的生活，做好家务，养育孩子，当好贤内助。20世纪50年代以后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大量专职主妇应运而生。1955年日本的专职主妇为517万人，1976年达到903万人。1980年为1093万人，形成了庞大的专职主妇阶层。妇女们结婚生子后退守家庭，默默承担了全部家务和养育子女的重任，全力支持丈夫，使之无后顾之忧地投身工作。某种意义上，专职主妇对家庭的贡献和对社会的贡献也是战后日本经济腾飞的因素之一。长期以来，专职主妇阶层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不少年轻女性的理想就是做个幸福的专职主妇，有不少人认同“结婚是女性永久性的就业”的观点，将婚姻作为自己幸福的归宿和终生的职业，把结婚作为提高自己的经济水平和地位的必由之路。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女性的择偶观、婚姻观发生了较大变化，呈多样化发展趋势。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蒸蒸日上的时代，女性理想的结婚对象是“三高男士”（学历高、工资高、身材高），她们对男性的收入要求为年薪1000万日元以上。妻子的生活水平取决于丈夫的收入，丈夫的高收入可以使她们实现一种轻松、自在的生活。“三高”堪称泡沫经济时代的产物，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三高”的择偶标准也被大打折扣。进入21世纪，日本女性的择偶观发生了变化，女性心目中“低姿态”“低依赖”“低风险”的“三低”男性似乎更受欢迎，“三低”男性指那些为人谦和，会尊重、谦让、关心体贴女人，经济自立，能做家务，不束缚对方，尊重彼此生活，有一份稳定职业的男子。现在，越来越多的日本女性认可“会关心体贴女人的男人才是好男人”的观点，因此，性格温柔、体贴女人的男人比较受欢迎，而粗犷的大丈夫式的男人越来越不受日本女性的喜爱了。传统的婚姻观弱化，以家庭为本位的婚姻观逐步让位于以个人幸福为本位的婚姻观。

当今日本社会中，中老年女性和青年女性在对待婚姻的态度上存在着较大差异。中老年女性在年轻时正值日本经济发展时期，整个社会盛行“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不结婚而想得到经济的保障、精神的安定和社会的信赖比较困难。而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或80年代的女性从小就生活在物质富足的社会，蒸蒸日上的经济造就了“一亿总中流”（ 或称“一亿总中产”，是20世纪60年代在日本出现的一种国民意识，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尤为凸显，指的是在终身雇用制下，九成左右的国民都自认为是中产阶级。——编者）的国民和相对平均的社会。她们从读大学到走向工作岗位期间，伴随她们的是90年代以来日本的经济长期低迷以及政坛的频繁更替，少子老龄化的日趋严重，家族制度、企业终身雇用制度和年功序列制度面临崩溃，养老保险制度的漏洞百出，贫富差距的拉大，特别是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让经济不再辉煌的日本雪上加霜，企业纷纷倒闭，失业率居高不下……这些不能说不对她们的婚姻观产生影响。尽管，大多数年轻女性在择偶时不可能完全摆脱现实、功利的影响，但追求个人幸福，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仍然是大多数日本女性向往的婚姻模式。

相较于中老年女性对于结婚与否的关心，年轻女性似乎更关心自己有无亲密的伴侣。她们对婚姻和爱情的期望值较高，更加尊重自己的内心情感，更重视自己能否从婚姻生活中得到幸福。当婚姻不能给她们带来幸福，或阻碍了她们去实现自己的价值，阻碍了她们寻求幸福的时候，她们会选择离婚。以往，日本妇女在与丈夫感情不和时一般会为了孩子而选择忍耐，而现在的日本妇女则不会为孩子而委屈自己。从近年离婚状况的分析表明，妇女对婚姻的期待越高越容易导致对婚姻的失望。对离婚案件的年龄层的分析也可以看出越是年轻越容易离婚。

目前，越来越多的日本人不再把婚姻作为人生必需的选择，对不结婚持越来越宽松的态度，认为婚姻是人的隐私，外人没有必要妄加评论。对离婚的宽松环境使得妇女在选择离婚时思想压力和心理负担减轻。《男女共同参与社会的舆论调查》表明，“结婚是个人的自由，结不结婚都可以”的观念，1992年赞成的占66.1%，反对的占27.8%。2002年赞成的占74.1%，反对的占22.9%。据2009年《男女共同参与社会的舆论调查》表明，赞成的占70%，反对的占28%；持赞成观点者以生活在大都市的人群为多，持反对观点者以生活在町村的人群为多；从性别来看，女性赞同者多，男性反对者多；从年龄上看，20岁到40岁年龄段的年轻人赞同者多，六七十岁的年长者反对者多。

是选择结婚做贤妻良母，还是选择单身做职业女性，看似是个人人生道路的选择，但当其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时便不能不认真对待。日本政府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女性晚婚化和不婚化现象，积极出台法律和政策来缓解女性工作与家庭兼顾的难题，采取一系列鼓励女性婚后继续就业的措施。但真正解决女性不结婚现象，恐怕还得靠未婚女性客观认识自我，改变择偶观念，为走入婚姻而积极行动起来。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胡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