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林家事律师介绍

2011-05-16   来源: 法制网——法制日报    记者/邓红阳

● 法院断案讲法律，但基层群众法律知识少，不见得能接受

● “社会法庭”援引社会规范调处纠纷，结果更接近村民的认识

● “社会法官”不是官，其生命力恰恰在于社会性、民间化

2009年5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建设“社会法庭”，初衷是运用社会力量解决矛盾纠纷。然而，“社会法庭”、“社会法官”这些概念一提出，立刻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争议，质疑者有之，观望者有之。两年过去了，“社会法庭”和“社会法官”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事物？它将向何方而去？基层群众和干部对它是什么一种态度？带着这些问题，《法制日报》记者近日采访“社会法官”和群众，试图打开围绕在“社会法庭”和“社会法官”身上的诸多问号

一问 “社会法庭”干什么

5月12日，记者来到许昌县邓庄乡“社会法庭”，它设在乡政府办公楼一层，门口挂着社会法庭的匾牌，屋内摆着一个圆桌、几把座椅，四周墙上贴有“零收费、零距离、零障碍、零成本”、“让人一步宽、你仁我义表”等标语。根据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设计，“社会法庭”是依据法律法规、乡规民约、道德伦理等，自主、自治协商调处矛盾纠纷的民间组织，一般设立在乡（镇）政府所在地。每个“社会法庭”配备2或3名常驻“社会法官”，从基层中德高望重、热心公益、有较高解决纠纷能力的群众中聘请，负责日常调处工作。邓庄乡“社会法庭”有常驻“社会法官”3人、非常驻“社会法官”30人，62岁的段玉申是3名常驻“社会法官”之一，他原来是附近一所中心小学校的校长，在周围十村八里群众当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另一名常驻“社会法官”李银蛾今年51岁，曾长期担当蒋东村妇女主任，还当过市人大代表、县党代表，用她的话说，“在群众眼里，也算个人物”。 “社会法官”的工作主要是“说事”，即调处矛盾纠纷。根据规定，“社会法庭”主要调处婚姻家庭、损害赔偿、宅基纠纷、相邻关系等各类社会矛盾纠纷。段玉申记忆深刻的一次“说事”，整整说了5天。在蒋西村，相邻而居的王孙两家因排水问题发生口角，王家老母亲冠心病发作死亡。矛盾立马升级，两家召集人手，一场械斗眼看不可避免。得知情况紧急，段玉申等“社会法官”赶到村里。王家提出，要孙家披麻戴孝，赔偿5万元，孙家表示绝不接受这个条件。段玉申等人把工作重点放在了王家，他说：“死了人当然是大事，但是吵架只是一个诱因，你们两家都有责任。难道你们要结一辈子仇？” 在5天时间里，在“社会法官”的“说事”下，两家怒火怨气消散了，孙家答应出4000元，解决好排水问题，王家也不再追究此事。

二问土办法能否管用

在禹州市梁北镇苏王口村，董大爷和董小健两家人为村里荒地上的一棵树“较上了劲”。20年前，两家都说树是自家栽的，要砍了卖钱去，为此动了手，一人头上还留了一道“豁子”（伤痕）。当时，在村里制止下，树砍了一半停下，暂时维持现状。未曾想，当年砍了一半的树如今长得枝繁叶茂，价值也由700元升到了3000多元，纠纷再起。矛盾来到“社会法庭”，秦翠芳等几名“社会法官”把两家人叫到一块说理，董大爷说前村支书可以作证，树是他栽的；董小健说我也有证人。“社会法官”问：“谁替你作证？” 董小健说：“俺爸。” 听到这里，“社会法官”对董小健说：“你爸替你作证，别人能信吗？对方比你大几十岁，你年轻，少分一些。”回头又对董大爷说：“祖祖辈辈在一个村里生活，你占大头，给人家一些，就别结怨了。树虽然是你栽的，但地是村里的，再吵下去，谁都不给，归公家。” 一番调停下来，双方接收了这个处置方案。听到这个案例，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阎鑫提起了自己多年前审理的一个“断树”官司。一棵树恰好长在两家承包地的界石上，为树的归属，两家争吵不休。到阎鑫接手时，这个官司已经在一二审法院之间来来回回审理4次了，卷宗堆起来足有半米高。经法官的调解，两家同意卖树的钱谁都不要，捐给村里小学，但在“树是谁”上面还得分个高低。阎鑫只好几次去挖树根，刨界石，以树根在哪方多一些定权属。然而另一方说，树也可能长歪，不能靠这说明树是谁栽的。此类令司法机关处理起来十分棘手的纠纷被认为是“社会法庭”和“社会法官”大展手脚的“场所”。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梁开生说，法院调处纠纷的依据主要是成文法，成文法具有的“刚性”，虽然有权威、统一等优势，但同时也具有原则性、滞后性的不足。“社会法庭”的优势在于，它是由有威望的民间人士依据风俗习惯、传统道德等民间社会规范的“柔性”力量来解决民间纠纷。在实践中，只要是不违反法律，遵循了合理原则，什么方法有利于解决纠纷，就用什么办法。

三问 “社会法庭”如何建

据统计，截至目前，河南全省已建立2254家“社会法庭”，实现了“一乡一庭”创建目标；选任的8456名常驻“社会法官”中，普通群众占99.8%。如此庞大的网络是如何搭建起来的？许昌市是河南建立“社会法庭”的3个试点之一，其工作较有代表性。然而，这项工作曾经令许昌中院院长梁开生不知如何发力。第一批搞起来的“社会法庭”，庭长是乡党委书记，“社会法官”有人民调解员、派出所所长、治保主任，全是“官”。 “这样搞咋行，‘社会法庭’是民间调解纠纷的自治组织，不能带有行政化色彩。”梁开生认为，“社会法庭”应去掉行政化，“社会法官”从“愿管事、会管事、能管事、管好事”的群众中挑选。民间身份确定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梁开生进行了几次暗访，在一个“社会法庭”，办公桌积了厚厚一层灰，屋里只有一位老大爷。梁开生故意问他是干什么的，老大爷回答：“乡里叫来值班的。”又问做什么事，回答说：“不清楚，说叫做什么‘社会法庭’。”梁开生随即要求建立“社会法官”动态管理制度，加强培训力度，建好工作台账。但是“社会法庭”真到全面铺开之际，法院的财力、物力、人力的制约立马表现出来。许昌中院多次向市委和政法委领导进行专题汇报，市委政法委明确提出将“社会法庭”建设工作列入全市平安建设考核范围。在全省层面，河南省高院制定下发了《社会法庭建设标准指导意见（试行）》、《中级法院社会法庭工作绩效考评办法》等文件，推进社会法庭建设。

四问基层干部怎么看

建立“社会法庭”，聘请“社会法官”，一个现实问题是，“说事”要场所，误餐要补助，对财政和办公场所本来就比较紧张的乡镇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说老实话，刚听说要建‘社会法庭’，心里有一些排斥。”邓庄乡党委书记时少伟说，别看条条块块在乡镇政府办公楼挂满了牌牌匾匾，绝大多数没坚持多久，就不见人影，还空占一个办公室。但是“社会法庭”建立没有多久，时少伟尝到了甜头，最明显的受益是，再没有信访群众来堵他这个乡党委书记的门，坐在办公室几天不走了。从记者走访的5个乡镇来看，基层干部普遍反映“社会法庭”帮他们解决了“纠纷缠身”的麻烦。时少伟用“春雨”来比喻“社会法庭”所起的作用，他说：“你说春雨有多大，一点也不大，悄无声息的，‘社会法庭’在化解纠纷上面就是这样，不能说干了多大的事情，但是起了社会矛盾润滑剂的作用。”

五问法理纠结怎破解

　　从《法制日报》记者调查的情况来看，在农村，土生土长的“社会法官”解决民间小纠纷确有一套，但是它在现行纠纷解决机制、法律框架内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吗？ “社会法庭”和“社会法官”面对的第一个质疑是能以“法庭”和“法官”命名吗？反对者提出，法庭和法官是行使司法权的机构和人员，不能顺便使用。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说，“社会法庭”是一种解决社会纠纷的自治性民间组织。使用“社会法庭”和“社会法官”这个名称，通俗形象，“法庭”和“法官”一下就能让群众明白这是解决纠纷的，“社会”则强调是依靠社会力量，化解民间纠纷。 “虽然有‘法庭’、‘法官’这顶官帽，它们不是官，恰恰相反，它的生命力在于社会性、民间化。”张立勇说。 “社会法庭”去行政化的特征从“社会法官”不发工资中可见一斑。有些地方为了鼓励“社会法官”积极性，定期给予经济补助。但张立勇多次提醒，不能将补助理解为工资，一旦是工资，“社会法官”便成了公职人员，就失去了民间性、志愿性。除身份争议外，有人提出，对于基层矛盾的化解，现行体制有人民法庭和人民调解，村里还有治保主任，“社会法庭”难脱重复建设之嫌。张立勇认为，与人民法庭相比，“社会法庭”调处社会纠纷不收取任何费用，当事人不用写诉状，纠纷一来即受理，一受理即解决。人民法庭断案讲证据、讲程序、讲法律，固然严谨，但基层群众法律知识少、证据意识弱，群众不见得接受。而“社会法庭”主要援引人们熟知的社会规范调处纠纷，使得纠纷的调处结果更接近于村民的认识。

　　“社会法庭”两年调处纠纷三万余件本报讯 记者邓红阳 《法制日报》记者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了解到，河南自2009年建设“社会法庭”以来，截至2010年12月底，“社会法庭”成功调处各类矛盾纠纷32239件，且无一件当事人反悔。与此同时，河南省法院2010年受理案件数量首次出现下降趋势，较上年减少2.3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