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纠纷

2014年10月27日   搜狐新闻  陈凯律师

　　原标题：中国式遗嘱:被打破的期待

　　10月22日，83岁的张兰(化名)早早起床，赶往西城区阜外大街的北京市方正公证处。就在不久前，她作出了可能是她这辈子最后的重要决定——立下遗嘱。车窗外风景变换，像极了她的一生:再婚来京、丈夫去世、子女争房……而现在，她要站出来终结这一切。

　　10月20日起，北京市公证协会免费为80岁以上老人办理遗嘱公证，5天时间里，2000多位老人像张兰一样走出家门，带着各自的人生故事，作出最后的选择。在家庭这个人情味最浓的地方，法与情的斗争最激烈，也最能折射出人情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型脚步……

　　□ 本报记者 杨学莹 陈晓婉

　　艰难的决定

　　下定决心的那一刻，老人的心里往往也有些没底。要真实表达自己的意愿，有时是非常艰难的

　　大高个的北京市方正公证处主任王士刚这几天忙坏了。两层楼的办公区人来人往，复印机热得烫手，遗嘱预约登记台前总有十来位老人围着，工作人员实在忙不过来，他亲自出马“站台”接待。

　　张兰和儿子心事重重地坐在等候区。老人的儿子告诉记者，母亲来公证遗嘱，是经历了惨痛的教训的。母亲早年再婚来京，再婚老伴有3个子女。自己出资为老两口买了现在这套房。前几年，母亲的再婚老伴去世，写下遗嘱把房子给老太太。结果那3个子女不认为这份遗嘱是真的，他替母亲每家补偿给他们3.5万元，三人写了放弃遗产声明。但后来三人又反悔了，他又每家赔了6.5万元。

　　“买房是我儿子出的钱，每人还赔了10万元。”说起此事，张兰痛心不已。这一次，老人吸取了教训，一定要立一份效力最高的公证遗嘱，百年后把房产留给亲孙子，不让别人染指。

　　但是，当下定决心的那一刻，老人们的心里往往也有些没底。要真实表达自己的意愿，有时是非常艰难的。出于良好意愿立下的遗嘱，在揭晓的那一刻会不会引发更大的纷争?毕竟，这沉重的嘱托，需要活着的人来实现。

　　方正公证处副主任马文娟曾经遇到过一位老人，起初说话未见异样，表示自己立遗嘱是自愿的，但谈具体遗嘱内容时，他语调开始僵硬，形同背诵。说着说着，老人哭了:“这些都是来这里之前子女教好的，并不是我自己的真心所愿!”

　　公证员冯爱芳听说过更极端的例子。一位公证员将老人送出门，告知子女今天没法办，因为老人不想立遗嘱。令人震惊的是，子女居然当着公证员的面，立马对老人拳打脚踢。

　　作出最后的财产安排，老人的心情也是复杂的。9月23日，记者曾随济南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流动服务队队员井明月、刘洋上门进行房产登记。天桥区工人新村北村的一位老太太，将房子以买卖的形式过户给子孙。“这回，都处理完了，您老放心了!”刘洋对老人的奉献表示敬佩。老人拄着拐杖，靠着床，在空荡荡的房间里，豁达却又语带苍凉地说:“处理完了。就等死了!”

　　还有一家，也是老太太把房子“卖”给儿子。老人患有严重的风湿，佝偻着腰，手指变形无法握笔。井明月问老人陪护在旁的女儿能否代为签字。这位女儿说:“我当女儿的只管尽孝，她愿意把房子给谁，是她自己的事，我不管。”

　　于是，20年没拿笔的老人准备签字。她站起来，用膝盖顶住床头柜，不让自己摔倒。拇指以外的四指已经不能打弯，她就用变形的大拇指，紧紧地把笔杆扣向自己的手心，用尽全身力气，一笔一顿、一字一歇地在合同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写得这么难看，能行吧?”她忐忑地问房管员。

　　不再避讳生死

　　老人对身后纷争越来越多的担忧，跟居民财产迅速增值有关。遗嘱数量的增加，和房价猛涨的时间段恰好吻合

　　身后事，本来是老人忌讳的一个话题，但现在的老人却不避讳了。

　　10月23日8点40分，位于西郊民巷73号的中华遗嘱库北京第一登记中心接待室门口，就排了11位老人。这个开张一年的全国第一个遗嘱库，一年内接待了3.8万人预约，1万人咨询，6000人办理了遗嘱登记。

　　79岁的山东威海籍老人王老先生一点也不避讳记者小心翼翼的询问。“生老病死是自然现象，我家的孩子对我都很好，可财产谁怕多呀。死后怕他们争起来，不如先安排。”

　　遗嘱库临窗的一排椅子上，老人们各自安静地，或等待登记，或誊写遗嘱，脸上挂着虔诚的神色。空气安静得似乎只会与志愿者的讲解声产生共振。

　　一位身穿黑色风衣的高个子男子推门进来，不少大爷大妈们开始带着兴奋窃窃私语。来者是北京市西城区人民调解员协会副会长刘跃新，他也是北京卫视《第三调解室》的嘉宾。在场的不少老人都是《第三调解室》等法制类栏目的忠实观众。正是这些法制节目的宣传，让老人们站出来，不让电视里的纷争在自己家里上演。

　　在刘跃新看来，老人们对身后纷争越来越多的担忧，跟近年来我国居民财产迅速增值有关。“一套房子几百万，不是小数目呀。眼下百姓收入水平不高，继承人很难不看重这笔钱，很容易心理不平衡。”

　　在电视栏目和调解员协会里，刘跃新调解的纠纷绝大多数都是婚姻、继承问题，其中90%以上涉房，特别是房改房。“当时买房或是房改，老人拿不出钱，就动员子女出钱，说谁出钱将来房子归谁。谁能想到当年3万元的房子，眼下变成300万了。增值的部分，是全归当年的出钱者呢?还是大家补上这3万，分享增值收益呢?争议就起来了。”

　　王士刚观察到一个重要现象:遗嘱数量的增加，和房价猛涨的时间段恰好吻合。王士刚1994年做公证管理处处长，他记得，上世纪80年代，全北京市一年做遗嘱公证的也就二三百件。90年代变成每年两千件。2000年之后，光方正公证处一年公证就达五六百件。今年搞了免费登记的公益活动，估计全市公证数能过万件。

　　主动立遗嘱的老人，相当一部分有再婚经历。“如果夫妻双方之前的婚姻都有孩子，婚后又有了自己的孩子，家庭关系就复杂了，如果不将财产分配清楚，很容易起争端。”公证员冯爱芳介绍。

　　当下年轻人的“闪婚闪离”也让老年人为之担忧。在公证处和中华遗嘱库，不乏家有独生子女的老人来登记遗嘱。工作人员总要反复确认:“您是要把房子只留给您的孩子还是留给他们夫妻俩人啊?”得到的回答多数是:只给孩子一个人，不给别人。

　　担心昂贵的房产在身后引起子女纷争、担心不稳定的婚姻让子女受伤害、担心子女不孝顺自己，越来越多的老人不再避讳生死的话题，站出来订立遗嘱，想用自己能做出的确定性，对抗未来的变数。

　　遗嘱不是黑色的

　　人们可以用遗嘱来反观人生，传递智慧和情感。而且遗嘱是可更改的，不一定等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0月23日，在中华遗嘱库，62岁的贾女士的选择，让工作人员吃了一惊。

　　贾女士要把自己的房产留给离了婚的前夫，而不是儿子和娘家父母。“我前夫是个好人。我们离婚后，都没再婚。这么大岁数了，也没必要复婚了。前夫老实巴交的，如果我不立遗嘱，我死后他肯定争不过我娘家人。北京房子这么贵，他一辈子也买不起房……”说着，这位快言快语的女性眼圈红了。

　　陈凯是中华遗嘱库负责人，也是一位长期研究继承法的律师。他经常向身边的人灌输这样一个理念，“遗嘱不是黑色的。它不是冷冰冰的，它能传递财富，传递爱。”

　　陈凯说，中国古有遗诏、家训，现在，人们也可以用遗嘱来反观人生，传递智慧和情感。而且遗嘱是可以更改的，不一定等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对外讲课时，常提起戴安娜王妃的案例。戴妃36岁去世，但她32岁时就立下遗嘱，将遗产交给信托组织管理，遗产收益由两个儿子享有，而所有珠宝留给两个未来的儿媳妇。

　　这份遗嘱，事后被证明给两个儿子带来巨大的精神安慰。2011年4月29日，威廉王子结婚，凯特王妃佩戴着璀璨的珠宝缓步出场，戴妃以特殊的形式见证了儿子的幸福时刻。

　　陈凯大学毕业那年，父亲去世了，没有留下遗嘱。事后，他从父亲友人那里听说，父亲说，最担心的是他们两兄弟，不知俩孩子能否受得住他走的打击，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些话给他莫大的安慰。

　　“我当时刚刚进入社会，人生中遇到了很多困惑。我常常望着天空，希望哪里保存着父亲的锦囊，告诉我此刻该怎么办。”他说。

　　30岁出头的时候，儿子还没有出生，陈凯立下了自己的遗嘱。一口气写了4页。他总结了自己人生的经验教训，告诉还未出生的儿子，千万照顾好奶奶，不要跟奶奶疏远。

　　每天面对带着各种人生故事和智慧的老人，公证员冯爱芳感到自己从事的是一份天使般的工作:“无论高官还是乞丐，在你面前，坦诚地回顾自己的一生。而这一刻，我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绝对的信任。”

　　打破期待，冲突就出现了

　　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子女对父母的财产存在天然期待，当遗嘱打破了这种期待时，冲突就开始出现了

　　老人冒着被子女嫌弃的危险签下遗嘱，本为了避免纷争，但在公布于世的一刻，却可能是引爆争吵之时。

　　10月13日，北京市二中院，齐白石弟子许麟庐巨额遗产纠纷案终于在经历了两年多时间的审理后落槌。法院认定遗嘱有效，坊间估价21亿的遗产由许麟庐妻子王龄文继承，许麟庐的8位子女等后人不能依“法定继承”继承财产。提起诉讼的许麟庐三子许化夷表示不服，要继续上诉。

　　原本最亲近的母子、兄弟如今对簿公堂，几步之遥的“原告席”“被告席”成了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而就在20年前，许麟庐的老友、著名画家黄永玉还在《比我老的老头》里写他们:“我没见过第二个这么温暖甜蜜的家庭。”大概没人会料到，72幅字画、3把紫砂壶，把原本的模范家庭变成了同室操戈的角斗场。

　　法庭上，遗嘱的真实性往往成为双方争议的焦点，而这背后，实际上是子女们对财产分配份额的质疑。江苏刘洪律师事务所律师耿昕分析:“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子女对父母的财产存在天然期待，理所当然地觉得父母的应该就是我的。有兄弟姐妹的，大家想当然觉得就应该平分。当遗嘱打破了这种期待时，冲突开始出现。”

　　兄弟姐妹尚且如此，更何况“外人”。从事遗嘱公证工作24年的北京市方正公证处副主任杨和平，曾因一份“传保安不传子女”的遗嘱而陷入被动。

　　杨和平清楚地记得，2005年1月，他接待了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想把自己的房子留给小区的保安小张，而不是自己的三个子女。老太太说，三个子女常年对自己疏于照顾，平时大事小事全靠保安小张，小张还时常来看看她，给她做口饭。

　　“我当时问老人:‘您是想现在就把房子给小张啊还是想百年之后再给啊?’老人回答得非常清楚:‘我想现在给，但他不要。’所以老人就想以遗嘱的形式实现自己的心愿。”杨和平回忆说。

　　2010年老人过世，老人的子女出现了，矛头直指这份公证遗嘱的法律效力，“我妈不可能把房子给外人!”最后，子女出具了老人当年的病历和依此做出的老人无行为能力的司法鉴定书，法院予以了认可，将遗产判给了三个子女。

　　“如果放在国外，一个中国留学生无欲无求地照顾当地老人，得到了老人的遗产，大家会觉得这是个很好的励志故事，那为什么放在自己身上就不行?”陈凯对记者说。

　　2001年轰动国内的“泸州二奶案”，更让不少法律人多次提起。逝者黄永彬生前立下遗嘱并经公证，愿将6万元的财产赠给同居5年并生育一女的“第三者”张学英，但黄妻拒绝分配财产给张。张两次将黄妻告上法庭，但区、市两级法院均驳回了张的诉讼请求。

　　泸州市中院终审驳回的理由是:“公民的民事行为不得违反公共秩序和社会道德，黄永彬与张学英在非法同居关系下所立遗嘱是一种违反公序良俗、破坏社会风气的违法行为，且该遗嘱虽是黄的真实意思表示，虽形式上合法但实质赠与财物的内容上存在违法”。

　　“抛开小三的身份看，如果黄的遗嘱中分配的确系自己的财产，且意思表示真实，从法律的角度讲应当尊重遗嘱的法律效力，而不应该用道德审判代替司法审判，或任由舆论绑架司法。”耿昕分析。“看得出，我们从人情社会走向法治社会的过程中，取得社会共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北京市公证协会秘书长徐岩说，因为立遗嘱多半会改变法定继承的继承人范围、继承份额，面对巨额财产旁落，子女往往对老人的遗嘱不接受，不执行，同时迁怒公证员。遗嘱公证的业务量在全市200多种公证业务中占比不足1%，却在被投诉、复查、承担民事赔偿的公证业务中占1/3以上，公证风险大，常常被公证员视为畏途。

　　达成共识，过程会很漫长

　　对遗嘱的各种争议，表面上看是情与法的冲突，实际上是法制现代化过程中寻找共识的过程，只不过这个过程会很漫长

　　“父母的遗产自古就是儿女的!”“我养了老人，就该得到遗产!”“手心手背都是肉，为什么给他不给我?”大量遗嘱纠纷中，质疑合法遗嘱的理由常常听起来“合情合理”。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子承父业，就像父债子还、杀人偿命一样天经地义。这是过去的生产方式、家庭结构决定的。”陈凯表示。

　　农耕时代的中国家庭是聚居的，无论是大户人家的“钟鸣鼎食”，还是普通人家的“三世同堂”，一家人住的是祖宅，是家族共有资产，不是哪个人的；吃饭在一起，劳动在一起，财富是共同劳动形成的。没有财产独立，就不需要遗嘱。

　　共同生活的好处，是可以互相帮扶，也可有效抵御家族外的侵犯。在这种制度下，家产的继承常常以家族领导人更替为标志，房契地契写的是长子的名字。家里长子管钱，老二老三干活、领工钱。即便“闹分家”，不久又和下一代搅在一起。

　　但是，这样的经济基础正在消失。随着家庭小型化、核心化，资产登记的完善，特别是家庭保障走向社会保障，父母的财产中，子女的贡献已经很少。

　　“经济独立了，老人就有了自主处理财产的底气。”陈凯说，这和妇女如果经济不独立，就无法获得今天的解放，是一个道理。

　　中国正在由人情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变。旧的风俗在打破，新的风俗在产生。“以前朋友之间借钱，碍于情面，连借条都不打。以前的子女常常干涉父母再婚，现在这些子女老了，还会容忍子女干涉自己吗?”他反问说。

　　陈凯认为，对遗嘱的各种争议，表面上看是情与法的冲突，实际上是法制现代化过程中，寻找共识的过程，只不过这个过程会很漫长。他引用英国法学家梅因在《古代法》一书中的名言:“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他解释说，“身份”就是伦理角色、社会期待。如你是父母，就该把给儿女攒家产，给陌生人不能接受的。而契约，意味着我们是独立的个体，我的财产，我爱给谁给谁。

　　陈凯认为，总有一天，“遗产给你是情分，不给是本分”“你成年了，自己养活自己吧”这样的话，也能出自中国父母之口。而子女，能出于平等和尊重，不再紧盯父母的遗产，而是更关心他们生前的快乐安康。